爱华网昨天（11月4日），读吴晓灵（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四宜四不宜”，觉得她在说真话，但也觉得她的话没有说透，好像有的也不对。
今天，看到评论是边倒，大加赞赏，且都是原则性评论。“中国的情况和世界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不要简单地类比世界央行和（美欧）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来要求中国政府也出同样的措施才能提升信心。”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就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发表了与舆论截然不同的观点。
“截然不同”不等于全对。本人，评论如下：
一、“四宜四不宜”若是说给人大常委们听的，基本是正确的。
从《国际金融报》报导的语气看，似乎是在说服人大常委们“不要简单地类比世界央行和（美欧）政府所采取的措施，要求中国政府也出同样的措施才能提升信心”。原因是“中国的情况和世界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
不看“四宜四不宜”，这个前提是再正确不过的了，并能说服人大常委们和决策高层，以及全国人民。中国的经济与美欧不是一个类型；中国经济问题的性质与美欧大不相同。
●他们是虚拟经济发展过头了，我们是某些实体工业投资过大了；
●他们是消费过头了，我们是消费不足；
●他们是站在世界产业高端，我们还在发展中低产业；
●他们是在解决目前困难的前提下，各怀异心：美国是保卫世界话语霸权，欧洲是“二把手”在与“一把手”争权，我们在国际上仅仅是说些正确的话，试想争取一点话语权；
●他们的国际收支发生困难，我们的国际收支有富余；
●他们是中央政府权力有限，地方政府不听中央的，我们是在困难时刻，全民听党中央、国务院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上，心里不听，口里不敢说，行动不听，只能偷着干）；
●他们只有金融和财政手段，我们比他们还有行政手段、物价手段；
●他们的银行倒闭，居民挤兑，我们的银行大局稳定；
●他们的国内市场已经饱和，我们的市场还未发出来；
●他们的居民储蓄不足，我们的居民是存款量大，持币待购；
●他们是流动性不足，我们是“人本产业”，中、小、私企流动性不足；
●他们的国民对经济存在恐慌心理，中国国民只知道今年经济不行，有恐慌心理的人是少数，大量的是希望楼价下降、物价不涨、股市火起来等等，等等。
2、“政策宜静不宜动”的前提错了。
前提一：中国经济政策的前提是：2006到2007年十几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到2007年6月底存款准备金率高达17.5%。2008年两次下调，还有15.5%，再加上银行提现准备，45万亿元存款有7万亿元压在央行，1.4万亿元压在商业银行。若存款准备金率降到2006年提高前的水平时，再“宜静不宜动”才是对的。
前提二：美元对人民币持续贬值，已经威胁到出口企业的生存，哪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是低端加工产业，必然要淘汰不假，但其目前是、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是中国大量低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场所。中国的产业升级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完成，阵痛，应该是有意义的阵痛，美元贬值，是外力不顾中国国情强加给我们的。不顾国情事实，用“产业升级的必然”做解脱，阿Q的做派。国情没变、“（国）际情”变了，这时金融政策“宜静不宜动”是错误的。
前提三：美国“次贷”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带来发达国家消费锐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实体经济，国际资源、能源、粮价、油价下降，对我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世界经济下滑对我国出口经济是不利的。这时的金融政策，“宜静不宜动”也是错误的。
前提四：原文中称：“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即使没有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会有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问题”。这句话本身是对的，但一国经济处于“下行区间”，只静不动，哪只能叫“痴呆”。
一国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内因、外因没有多大变化，“政策宜静不宜动”才是对的。
3、“信号宜精不宜多”也不对。
从原文看，“信号宜精不宜多”似乎是对于存款准备金率这剂“猛药”说的，是对过去提高准备金率的批判，还是对未来政策指向，不明确。若是对过去对“猛药”的乱用，说“不”，有一定的正确性；若是对未来政策指向所言，就不一定对。
综观各国，特别是从我国市场化进程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金融控制”有更为广阔和深远的内涵。“金融控制”与“金融抑制”不同，“金融控制”是指在“金融抑制”到“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政府采取必要的控制手段，确保过渡的平稳和有效。金融控制不是行政干预，不仅表现为审慎与约束，还表现为开拓和推进，从维护金融稳定出发，为金融安全服务。
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等是央行的日常政策工具，不只有信号作用，更重要的是市场货币量的调节，“少用不为精，多用不为过”；精，就是高级的，多，就低级政策工具，没有这种可能。政策工具使用，只有适时与正确与否之说。
报导的原文称：“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平稳的，因而现在没有一种迫切性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中央银行做的动作越多，给市场容易产生一种恐慌。因此，吴晓灵主张，货币政策应该以稳定为宜，也不要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向市场发出放松的信号”。其中的“信号多了易产生恐慌”这句值得商榷，货币收紧的信号才会产生恐慌，放松的信号是产生投资冲动。同时，中国目前对一些行业的确需要向市场发出放松的信号，对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不宜放松货币。
中国的产业，有的投资过度，有的过冷，一刀切的放松货币的政策肯定不对，但对发展不足、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产业，必须放松货币政策。如“国本、人本生产”等。笼统地说放松或收紧货币，都是错误的。
另外，中国调控经济的手段，现在是能用的没有用足、用活，用的不及时，过于偏重货币政策工具使用，它不适用于中国的产业现状。测重于财政、税收、政府收费政策与行政手段使用，才有可能区别对待，并取得好的效果。
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信号，不能用“宜精不宜多”说清楚。
4、“利率宜正不宜负”也不完全对。
利率，有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
名义利率没有负利率一说，只有日本有过零利率，那也是央行对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对居民存款，还是有明确利息率，只是比较低罢了。
实际利率有可能出现负利率，即通货澎涨率高于存款利息率时（或CPI增长率高于利息率），即为负利率。若“利率宜正不宜负”的话，2008年不知要调整几次利息率。经本人近20年的观察，中国负利息率，出现过好多次，看来利息率的高低，对中国居民存款习惯没有影响，或说影响不大，只对股市有一定的影响（去年，中国出现过存款搬家的事例），但也不是根本因素。但解决了中国全体公民社会保障问题之后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得而知。
在中国，升息和降息的后果是对企业经营成本的影响，对投资成本的影响，对投资收益预期的影响，对市场货币量的增减基本没有影响。因此，“利率宜正不宜负”这句话也不完全正确。
5、“股市宜疏不宜堵”是正确的。
吴晓灵并不赞成国家出台严禁大小非与暂停审批新股的措施，“再不让它们流通，股权分制改革就白搞了。现在应该用市场的方法来决定价值。”这一判断是正确的。
中国的股市和楼市都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的产物，它们的资源配置主体是市场，而非政府，政府在其中的作用非常有限，之所以中国政府的行为对股市和楼市有影响，那是因为中国政府对股市和楼市干涉太多所致。
但中国的股市，在国有股份改革没有到位前，这种“干涉”只能继续，还不能停止。2007年股太火，“老大妈们”都去买股赚钱，财政部出台提高印花税，可以视为“红眼病”或压制过火行为。对中国股市，最好是按原计划不变，“宜静不宜动”。
楼市，是中国政府陷得最深的产业，其中地方政府的利益太多，在救不救楼市问题上，消费者始终是弱势方，政府与开发商早就是利益共同体了。政府要救的话，就砍去自己收的哪能些费用好了。开发商是图利的没错，开发商之所以敢图暴利，是因为有市场，是因为看到政府图的是纯（暴）利，自己盖了房，何不图更高利益呢？
对中国的富人，政府的确要采取点措施，如：财产申报，征遗产税，征奢侈品税（含别墅、大排量轿车），征燃油税，征企业暴利税等。
一个正常的股市或楼市，是不需要政府救或助的，只要把供给与需求双方的信息沟通，给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即可。
小结：吴晓灵副主任委员同志，是金融专家，她可能有很多难处，体制内的人，且是在人大，有时有可能有理无处说，你现在要说服别人不要压政府出台与美欧一样的政策，不得已说了“四宜四不宜”这样的“稳重、老到、粗看起来比较正确”的话，那就请恕本人无知，你就“大家风范”到底。若是把你的“四宜四不宜”拿到当今中国经济之现实看，的确有不妥之处，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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