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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走西口》在热播的过程中，不少陕人都在为陕西失去“走西口”这种文化资源而惋惜。其实在历史上，“走西口”除了是一部分人的生存方式之外，主要指得是一种经商活动。“走西口”商帮的除了晋商之外，的确有秦商巨帮。然而不幸的是，在电视剧《走西口》所反映的历史背景中，秦商已经被“边缘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走西口》以山西人为主体，也暗合了历史的“宿命”，这才是陕人值得深刻反省的。秦商曾经居我国十大商帮之首，在历史上称雄500年之久，却在清朝中后期较其它商帮率先衰落，在走西口中被“边缘化”就是一个缩影。帝王之都大秦商帮的崛起，得益于明清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秦商的走西口主要是进行“布马交易”，就是将江南等地的梭布运到内蒙古一带，以布换马，再将内蒙古一带的马匹护送到内地各处。这就与逃荒、逃难式的求生存有所区别，带有士人对财富的向往和追求的成分。难怪史学家们多认为，明清走西口从事边境贸易的陕西商人许多是‘弃儒经商’的士人君子。大量士人学士参与商贸活动，把儒家传统文化知识应用于经营过程，当然能够以智谋取胜；但是西部高山巨川、黄尘漫天，土匪滋生、豺狼出没，被南方商人长期视为畏途，更练就了秦商不畏艰险的性格。商人们涉远行贾，常常久羁异地，远别家乡，客地淹留，寄人篱下，更需要以诚信为本。 既然如此，秦商为什么会在十大商帮中率先失去“番号”？或者说在后期走西口的队伍中，为什么没有了以“帮”的形式存在的陕人的身影？从商业的角度分析，也与“布马交易”有关。“布马交易”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由官僚严格控制，用现在的话说是“政策市”；一个是一种以货易货的交易，保守落后。当清朝政府取代明朝统治之后，内蒙成为满人贵族的老巢，“布马交易”不再有边贸性质，马匹可以直接“调拨”，“布马交易”的国策自然取消。不仅银子可以作为直接交易的媒介，而且银票可以“汇通天下”。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电视剧《走西口》中经常有大额“银票”的镜头出现，那使得晋商的交易具有了更强的竞争力：而秦商失去了自己的资源优势，在整体上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当然，秦商鼎盛与衰落的原因是复杂的，远非局限于“布马交易”政策兴衰。在前几年《乔家大院》热播的时候，陕西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了对秦商衰落原因的反思，更有人在进行对秦商优秀遗产的开掘。其中不乏新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一本反映秦商生活和命运的长篇小说《安吴商妇》，作者是李文德、王芳。《安吴商妇》可以看作一部纪实小说，书中反映的周家大院也叫孟店民宅，位于陕西省三原县鲁桥镇孟店村。孟店民宅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787—1797），是慈禧太后的干女儿安吴寡妇周莹的娘家，刑部员外郎周梅村的府邸，号称“孟店周”、“周家大房”。“安吴商妇”的原型就是周莹。作为当代第一部以女性商人为主人翁的历史作品，作者抓住横跨周吴两大商业家族、作为慈禧义女、本身很有传奇色彩的女商人周莹这一历史典型，全方位立体式地描绘了这位中国知名女商人的璀璨人生。如果这部小说能够早日搬上荧屏，那或许更容易动人心弦。作为文化资源，陕人引以为荣的地方还有很多，大可不必看见别人有了乔家大院就说自己有周家大院，发现别人发掘了走西口的题材就说自家走西口更正宗。更不必抱怨自己缺少投资没有拍成大片，似乎只要有人出钱，自己可以整得更精彩云云。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反思秦商的衰落，值得警惕的正是这种近乎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不乏走西口所需要的那种不畏艰险，闯荡天涯的开拓精神；另一方面又有偏安本地的观念限制，“老不出关(潼关)，少不下川(四川)”的谚语依然影响着今天的陕西人。如果能够通过对电视剧《走西口》的热评，重振秦商崛起的雄风，才不辱文化的使命。尤其在当前企业遭遇金融寒流之际，陕西的企业家如果能够以走西口的精神挺过“寒冬”，自然更有资格与新一代晋商重结秦晋之好，携手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