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8年12月12日《南方周末》：30年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急剧而深刻，反映各种问题、利益、矛盾和诉求的社会思想相当丰富。思想起点和80年代的“文化热” 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的背景是中国人民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文革”大搞现代个人迷信，法制荡然无存，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边缘，痛定思痛，中国人从最高领导到广大百姓，都决心彻底告别“文革”。 思想解放的道路是长期、曲折的。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建设，直接或间接地围绕反封建专制思想残余这个目标，以提倡启蒙和新知识、面向世界为基调展开。在80年代“文化热”中涌现了许多民间性的思想学术团体，其中影响较大、有一定代表性的有：一、中国文化书院，以复兴国学为己任；二、围绕《新启蒙》杂志的理论家，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原貌；三、以自然科学研究者为核心的《走向未来》编委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与方法，努力结合最新科学成果构建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四、以北大和社科院的青年学者为主体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引介和阐释当代西方人文思潮；五、《二十世纪文库》等编委会，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方面的书籍。 90年代的社会转型和思想转型 如果说80年代的思想文化基调是激进的（以及理想主义的、革命的），那么90年代则有一种批判性反思。人文精神的失落引起一场大讨论，有人认为失落的原因是市场化导致的商品大潮、大众消费文化和低俗化；还有人避实就虚、舍近求远地主张人文精神失落始于明末清初。aihuau.com后来者几乎一致认为，那场讨论已有定论：人文精神失落于市场经济。80年代末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社会转型期新的问题、困境、诱惑以及压力，使得在80年代具有共识的知识分子，立场、观点发生分化，产生对立和争论。一些人被称为“新左派”。其基本主张简单说来有：一、市场经济，自由、公正的竞争；二、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财产权；三、宪政与法治，政府权力应该受到监督与制衡。双方在今日中国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都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在“社会弊病、社会不公正产生的根本原因”上。与此相关的是对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度。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应该以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新左派认为这样会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关于中国国情，新左派有人断言，中国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 两派的标签都来自西方，面对的却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市场经济肯定不是单单具有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关键是有没有比市场经济更有效、更可行的方法？贪污、腐败的主要根源在哪里？ 长期战斗在反腐第一线的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看法很有道理，他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90年代中期至今的民族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崛起民族主义的崛起促使一些学者以理性的态度来研究它的作用，有学者大力提倡一种基于理性、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从90年代起，随着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和国际冲突的发生，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有高涨，有时达到狂热程度。一位学者在题为《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文章中提出，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代表了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作者说，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思路相同，其中说：“中国在过去许多年中，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这使得美国这样只懂得力量的国家忘记了中国的实力。”作者建议中国也要做“坏孩子”，不要怕影响国际形象。作者担心的只是“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做‘坏孩子’的阳刚之气，这种社会风气之中的颓废之风亟需扭转”。 跨世纪前后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学热” 当代“国学热”第一波1993年发端于北大。第二波复发于2003年夏天。2004年被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接下来，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人大校长为此发表的讲话猛烈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引发争论；此后，关于祭孔，关于是否应该立孔教为国教等等，也有很大的争论。 中国的下一步发展还需要思想解放，30年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是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历程，对立和争论带给我们的是丰富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