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约的途径包括 中华民族是个最需要制约权力的民族



一,频繁交易是股市大忌

巴菲特曾讲过:“钱在这里从活跃的投资者流向有耐心的投资者。许多精力旺盛的有进取心投资人财富渐渐消失。”其实不管你的理念怎样,是投机者或投资者,这句话都适用。

今年也是大牛市,但牛市一定有很多人不赚钱,如果投资者在大牛市里没挣到钱或者出现亏损,那绝大多数的原因是因为交易频繁。笔者在最近几个月里,从招商银行开始就先后买了华闻传媒、工商银行、云南铜业、中海发展、深发展、ST丹江、民生银行、华夏银行等股票(当然还有几只表现不好股票就不提了)。幸好是在牛市,频繁交易没有导致损失,只不过这种频繁交易相比一直持有一只股票(如开始的招商银行)的收益低多了。

刚进股市的时候,笔者就注意到频繁交易的伤害。正是注意到这点,笔者往往告诫那些频繁交易的朋友,其实最应该告诫的也包括笔者自己。虽然笔者一再告诫一朋友频繁交易的害处,可该朋友仍然在05年的市场里,因为频繁交易,五万元入市最后一万元离场。

包括笔者很多人虽然也知道频繁交易的害处,也无时不警告自己要避免频繁交易,而往往现实交易中仍然一错再错。在认为大盘即将大幅下跌,或者认为某个股票将涨停时,禁止不住入场进行交易。甚至一天不买卖股票就不舒服。

 

二,人性弱点客观存在

做股票选股是关键,但即使是会选股,如果不能长期持有,而是频繁交易,那么往往会失败的。频繁交易是股市的大忌,象我一样知道这个道理,但仍旧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人性格的弱点。或者说某些类型人客观存在的性格特点。因为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包括性格缺陷,而这些缺陷靠自己往往是无法弥补的。频繁交易等性格缺陷,往往不是个人能力所能制约的。例如,战国时,纸上谈兵的赵括,其父赵也早已预见到他非将才,并说“兵者,死地也。吾每临兵事,必战战惊惊,唯恐稍有差池,败师没将。而括易言之,不知兵之险也!若赵不用括则赵幸,用括则赵必亡”,即使是赵奢这样的远见的认识,也没能改变长平一战赵括被杀赵国40万降卒被秦将白起活埋的悲剧。还有三国时的朱葛恪以聪明闻名天下,但最后诸葛谨却非常担心的说“此子聪明尽显于外,诚非守家之主”最后朱葛恪被孙峻所杀,虽然其父知道其缺点但始终未能纠正。

 

即使有少数成功人士凭个人意志制约自己缺点的,也往往要“一日三省吾身”。人没有完全人,而每个性格存在缺点的人,如果要靠个人自律,结果往往会失败的。这个难度往往和戒掉大烟瘾的难度相当。而戒烟往往进戒烟所其成功率也是不高的。

炒股票有性格缺陷的个人,充其量损失的是自己的财富,而如果是掌握国家权力或者国有资金的人,也有这样的性格缺陷,也犯股市性格缺陷同性质的错误,那么掌握权力和国家资金的人造成的损失就不再是个人的损失了,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损失了。中国是公有制主体的国家,国民财富的80%归政府掌握,大多数国民财富往往掌握在少数精英的手里。所以对中国来说为了避免这种客观存在的性格缺点,建立制约权力的机制犹为重要。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圣人,即使是孔圣人,他也还要“一日三省吾身”呢。仅仅依靠个人,而没有制度对个人性格缺点进行制约,是不可能避免由性格存在缺陷导致的过错的,如贪污腐败。个人是不可靠的,只有靠制度才能避免客观存在的人性缺点带来的损失。所以越是公有制国家,越要建立合理的制度制约权力,特别象中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更应该避免因为性格缺陷造成的个人损失和国家损失。

 

三,中兴之主缘何成亡国之君

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因为个人性格缺陷,导致的个人、国家的利益遭遇到巨大损失的事例。最典型的莫过于明末的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他是一个爱民勤政,自强的皇帝,这方面他是一个好皇帝,以至于有人说:在明朝的皇帝中,再怎么排,崇祯帝也不是一位亡国之君,他应该是个中兴之主。但恰恰是这样一个好皇帝,因为性格上有着强烈和极端的,“刚愎自用,急躁多疑”等缺点。使得崇祯期间内阁辅臣走马灯似的换了五十个,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这使得其在位其间,一直未形成一个稳定的内阁。另外因为性格因素崇祯帝所杀大臣也不计其数,仅总督就有七人,巡抚十一人,其中包括总督袁崇焕。

崇祯即使是一个勤政,是一个能发掘人才的皇帝,即使他能发掘出如袁崇焕这样的人才,但其性格上的缺点仍然注定了他会自毁长城。试想当初如果有民主制度对崇祯的权力加以约束,崇祯会掉死煤山吗?

有不杀人的皇帝或者极权体制的最高领袖吗?没有!个人是不可靠的,可靠的只有制度。人性格上的缺点既然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要靠个人自律,来避免错误是不可能的。那些手中掌握权力权力又不受制约的人,他们在美色金钱面前往往是不能自制的。这也是中国体制下贪污腐败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这也是萨达姆会在握有无上权力时会随便杀人,犯下滔天大罪的原因之一。

 

四 中华民族是个最需要制约权力的民族

 权力制约的途径包括 中华民族是个最需要制约权力的民族

中国(包括台湾地区)股市交易换手率在全球排行榜上每年都在前列。有人说交易频繁是中国人比美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更自信。这分明是在恭维国人。其实更合理的解释是国人的频繁交易,暴露的只能是没有制度制约下人的性格弱点,频繁交易的结果是获得比其他人更低的投资收益,犯更多的错误。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人更需要来自制度层面的制约,比如做空机制,市场化机制。否则在虚假繁荣的基础上,投资者会更疯狂的换手,更慷慨的交纳交易费用。

尽管我愿意相信每一个政府官员,其内心都是善良的,都是爱国的。但事实上,无论是从中国官员的贪污比例,还是国有资产的流失程度,抑或是国人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上,中国都是需要在制度层面上建立制约个人的人性缺点的权力约束制度。

如果为掌握权力人本身着想,也应该制约权力。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往往受害的不单单是我们的国家,更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个人。如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青岛市委书记杜世诚等人的结局,还有象崇祯,赌徒西特勒等人的结局这并不是他们自己想要的。

 

基督教讲人生而有罪,所以要相信制度而不要相信人。事实上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注定他不会是个完全人。而每个人的最崇高的人生追求又都想成为一个完全人。不完全的人想要成为完全人,只有通过彼此弥补缺点,彼此约束对方的过犯来实现。而如何彼此互补,如何制约权力,如何保障掌握权力的人不犯过错,必须建立起合理的约束权力的制度相互民即民主制度。如政治上权力的设计(权力分离);如放开媒体建立公开、公正的言论自由,让人民对公仆进行舆论监督;如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产权进一步明晰,国民的财富真正被国民所掌握等。以上这些真正推动民主政治的建立的建议,绝对不仅仅针对被统治的人民,也针对掌握权力的统治者,那些所谓的人民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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