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始于华尔街的美国金融危机，以出人意料的威力迅速波及全球，全世界都在迎战这场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市场危机。 中国虽然受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仍未独善其身。尤其是在金融理财领域，由于许多产品与国际金融市场挂钩，中资银行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告别高速成长的年代，剧烈动荡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金融理财业将何去何从？众所周知，理财是金融创新的产物，但大洋彼岸的金融创新已给金融市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国的金融监管如何与金融创新相匹配？中国在银行理财领域应该吸取怎样的教训？围绕金融危机下的中国金融理财，四位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参与了本次对话。
嘉宾 中国进出口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级、教授级高工，博士后 勒晓阳
北京大学中国金融衍生品研修院特约研究员 谭雅玲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张 斌 主持 《21世纪经济报道》高级记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孙 铭 全球化试错 《21世纪》：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震动非常大，国内金融机构也都在反思危机对自身的影响。那么，这场危机到底会对国内金融机构尤其在银行理财领域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反思中国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 勒晓阳：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在美国，尽管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影响有限，目前不会引发严重的系统风险，但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对我国银行的管理、制度建设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对于我们加强银行内控和风险管理是非常好的现实依据。
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直接的是华尔街破产的金融机构对我们的影响，体现在国内银行持有其债券、衍生产品等所造成的直接损失。 间接的是对银行资产及贷款安全产生潜在的影响。银行贷款客户经营分成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我们很多企业都是进出口企业，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货币流动性的不足，衍生出来这些企业在境外交易伙伴流动资金的紧缺，导致贷款企业的经营状况受到很大影响。从现在开始我们应当监控客户在应收账款方面的变化，从中尽早发现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对实体经济所造成的二次、三次等间接影响，预警银行资产潜在风险，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谭雅玲：对于金融风暴还是金融危机的界定，将会影响我们对前景的预测和采取的对策。我觉得从美国金融危机的发展情况和它的前景判断的角度来看，未来到底怎么样很难说。 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过程中，我们银行产品的开发要充分考虑市场的需求，包括中国市场、财富状况、社会群体的财富分割程度。 现阶段，我们的制度不健全，规则不严谨，监管是滞后的，效率是低的。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反思，对于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的稳健及风险规避更有好处，而不是夸夸其谈或泛泛地说我们要国际化和市场化。国际化和市场化必须有国情和基础来支持。 郭田勇：前段时间有学者说中国金融业的总体情况是谨慎有余而创新不足。但是，如果让我们做一个选择题：谨慎有余而创新不足好，还是创新有余而谨慎不足好？二选一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谨慎有余，哪怕创新不足一点也好。 的确，这更有利于我们金融机构的稳健发展。但我们因此就不需要金融创新了吗？恐怕也不能这么说。尽管美国出问题，但其金融业总体运作水平和运作效率比中国高很多。之所以出问题，与它的金融创新过度超前和金融监管存在漏洞有关。金融创新过度超前与华尔街的收入激励机制有关，投资银行家更喜欢获得短期利益。他们设计复杂的金融产品，让外行看不懂，包装得令人眼花缭乱，把风险掩盖，包括评级机构都被它蒙住了，这样他可以卖掉产品从而很大程度地获利。 张斌：我对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基本认识总结为一句话，从实体经济层面看，危机的原因是全球经济的过热和失衡，而我们都在全球化过程当中试错。 全球经济的失衡，主要可以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来分析，供给方的投入无法支撑过度的消费，因此才出现了危机。 这次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于中国的影响有两个层面。我认为要更多考虑实体经济的层面，这个过程中一些企业会被淘汰，银行也面临几个方面的威胁。第一就是贷款需求下降；另外，企业破产后的包袱甩给银行，银行不良贷款率就要提高。现在是结构调整期，银行业不应该把扩张作为首要工作。总的应该保持一个守势，与此同时就是注重非传统信贷，包括混业等的其他业务。 美国是外伤，中国是内伤 《21世纪》：为了避免出现美国金融市场这样的危机，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中资银行的理财产品应该如何吸取这场危机的教训？ 勒晓阳：从美国局部的次贷危机到系统的金融危机，能够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原因我觉得是“三个过度，一个滞后”，过度创新，过度依赖市场，过度迷信自由经济，监管滞后不及时、不到位。 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从美国金融危机中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简单概括为“三个加强”。 第一个就是要加强创新管理。对于银行业的创新要加强管理，要让创新回到银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让创新按照银行本质规律创新。 二是要加强监管。监管机构在监管技术和手段上都要跟上业务创新，使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步伐一致。 第三，加强银行外部环境建设。银行外部环境建设首先要加强信用体系的建设，现在有些地方受房市车市逆向波动的影响，出现断供现象，这些贷款人未必是真正的没有还贷能力，其中不少人是信用缺失，对市场风险没有充分的认识，赚钱高兴亏钱赖账。其次,要着力改进经济增长方式，只有经济发展，金融才能发展。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中，出口、投资占的比重过大，消费很弱，要拉动内需，调整出口、投资、需求的比重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第三，要适度放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央行已经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国家相关财经部门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当然，视经济和金融情况可能还要调整，适度放宽。 郭田勇：我们未来要做的是：第一，针对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出现的问题，对国内银行业经营中的风险点进行认真的排查，防止某些领域的信用风险爆发。 第二，对于金融创新，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还是要推动。因为从银行业未来发展来看，这种高盈利或过多的依靠杠杆的盈利模式难以持续。大家一致判断，未来银行业的盈利很难继续保持2006和2007年这么高的增长速度。银行业得先看到未来的趋势，包括资本市场发展和各方面的利率，这种传统的盈利空间变得越来越小。要想打开新的有利空间，我们应找到新的盈利增长点，所以对创新要持鼓励态度。 结合美国次贷危机，要认识到两点教训。 第一，金融机构的创新一定要和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风险管理水平相匹配。创新的同时，机构本身要有一套内控措施和风险管理措施，控制度和防范度。 第二，作为监管机构，从外部监管方面对于“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体制进行一些反思，看是不是有监管的盲点和盲区，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从而牺牲金融业发展的效率，也有可能出现监管真空，后果就是形成金融业的风险隐患。所以从监管的角度来讲，怎么样适应金融创新而进行改进，也是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 谭雅玲：其实我们没有躲过这次金融危机，美国伤的是外伤，内部没有受到伤害，中国伤的都是内伤，QDII就是伤，中投也是伤，我们的股市比美国伤得还惨。 我们不能幸免于什么，而应该增加担忧和危机感。我觉得对于风险的认识和风险的评估要超出自我，不能把自己的事情想得都很乐观，应该有危机感和紧迫感。 中资行国际化如何迈步？ 《21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我们应该如何更稳健、更有智慧地迈出国际化步伐？ 张斌：具体的教训就是，银行贷款应该更加谨慎，特别是在经济过热时期看来还不错的顺周期贷款和投资需要格外提高警惕，应该将顺周期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保持在可以承受的范围。 更深一步的说，顺周期资产受到市场热烈追捧和银行目前激烈竞争有很大关系，大家可能认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但是大家还继续做，直到危机爆发。这有点像囚徒博弈。我们需要在制度层面确保银行在这方面的风险管理，需要对于顺周期产品的风险进行合理评估。 再就是中国金融业衍生产品的发展和海外投资，是不是因为出现了金融危机我们就应该把这些停下来？ 金融业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困境。一方面，现在都说金融业是市场经济的血液，起到核心的作用，应该更多利用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方法鼓励竞争，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我们从很多危机看到过度依赖市场机制也不可靠，创新可能带来一些问题，不仅带来有利的东西，也可能带来负面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对于决策层包括监管层来说，面临一个选择，即究竟更多依靠市场还是采取严格管制的体系。我个人的观点，更多依靠市场机制没有问题，包括创新和市场的开放都没有问题。不能说为了不出问题就不动了，在大方向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对市场化的机制有一个支持的态度。 勒晓阳：至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简单说是“三个防范”。 第一是防范信用风险。对于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很大。它的影响表现在流动性问题，流动性问题传导到银行客户产生违约的危险，再导致信用违约的蔓延，所以首先要防范信用风险。 第二防范境外投资风险。现在市值变化非常快，在境外投资方面就要限额止损，加强外汇系统管理。 第三防范中间业务的风险。近年来，中间业务在银行业界作为金融创新发展非常迅猛。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现象，各个银行对中间业务的考核重量轻质，看重业务量的增长，对于新业务里面潜在风险没有硬性指标，对新业务风险的识别、监测、控制、化解没有配套措施。通过这次金融危机，我们要加强创新业务的风险管理，做到创新成本可控。 谭雅玲：我觉得中国要有“四个突破”。第一个突破就是金融的普及和提高，金融是一个高端专业的行业，这个专业除了技术指标和专业知识以外，还有一个经验的问题。金融的普及和提升是全社会共同的事，这样对于我们整个的金融制度建设和金融的强大才有好处。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已经变成了金融，中国在这当中应该把经济整体的战略变成金融的改革和突破，包括农村的改革都会出现比较好的局面。 第二个就是金融要有问责制。我们的企业已经有了问责制，但金融现在没有问责制，国家财产、百姓财产、机构的财富应该有一个惩罚严明的约束搞风险控制，而不是单纯的所谓流程到了。我们应该强化金融问责制，这对于我们判断的选择和风险控制的选择都有效和有利。 第三就是要用规则、制度和方法解决同质化竞争问题。我觉得，现在中国银行业要做的不是全，而是规范。世界已经承认中国（银行业）很大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强。 郭田勇：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躲过金融危机。美国赤字严重、并继续向中国叫卖国债。我们持有一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从国际框架看，中国大量的外汇出口，我们用低的劳动力成本和附加值赚来血汗钱。而美国掌握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美国金融危机的成本会不会以美元大幅的贬值，使得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向外转嫁？其实我觉得未来风险是非常大的，我现在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第二就是对于我们中资银行的教训，我们的银行在次贷危机受的损失比较小和国际化程度比较低有关。反思这些问题，我们首先看到了方向，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融入到国际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这是不可逆转的过程。所以未来我们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还会持续。 我们未来谈扩张、业务合作，真正以业务向外输出为目的进行海外扩张，这点特别的重要。我们不要考虑买哪个可以挣多少钱，我应该从业务的角度考虑有没有必要这么做，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另外，从外汇管理来讲，国家把这么多的外汇拿在手里，这有利于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但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政府运作资金的经营效率一般比较低一些。如果我们把大量的外汇分散到民间，大家都有各自的投资渠道，效率会高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