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曾仕强中国式管理巅峰之作：中道管理》
中庸是什么？就是一切合理，即为中庸之道。所以管理就是管得合理，爱就是爱到合理、限制到合理。什么都限制，没有用；什么都不限制，这样子等于不关心他。我们总讲小孩子天生是一个可爱的人，这句话我不相信；很多人说小孩就是天使，我也不相信。小孩是天生的破坏者，你只要两个小时不去管他，他会把家里搞得一塌糊涂，那才叫小孩。如果你两个小时不管他，你的小孩会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的，那是妖怪。你给小孩穿鞋子，很奇怪，他总是左脚穿右脚的鞋子，右脚穿左脚的鞋子，这种机率有50％，但他就是这样，你有什么办法？所以孩子才需要教。如果孩子天生什么都会，父母根本不用教育他们了。为什么我们一定说教育很重要？就是说孩子是天生的破坏者。小孩子把书拿出来，他会一本一本地摔，要想让他回去整理，那就需要大人来教。小孩想小便就会随地小便，要想让他去进卫生间，就要教他到那里去。现在很多人不敢管孩子，不敢限制孩子，认为这才是时髦，才是潮流，其实这种观念太错误了，完全是不懂教育的结果。因为他并没有搞清楚小孩子的本性，只是认为新的观念就是对的，那就全完了。 管得合理，即是人性化管理。那什么叫“合理”？“合理”用四个字来讲更清楚，叫“恰到好处”，这是很难把握的，是有难度的。 三、中庸表示恰到好处 中庸的意思，我们长久以来被“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弄糊涂了。长期以来，许多人误认为一个人应不偏于任何一方，其实这就是骑墙派，就是不改变的死硬派。 两个人吵架，甲来你家说乙的不对，你说“对对，是乙不对”，甲十分高兴地走了。乙又来说甲的不对，你又说是甲不对，乙也很高兴地走了。太太在旁边听了就说：“你这个人真奇怪，甲来你说甲对，乙来你说乙对，到底谁对？”你说太太最对。这种人还有什么是非？这就是“乡愿”，就是糊涂虫，哪里叫合理呢？孔子一生最讨厌就是这种没是没非的“乡愿”，这种谁都不敢得罪的“滥好人”。 老实讲，一个人要做好人，千万不要做“滥好人”。一个人不能顺风两边倒，那就是完全没有立场，就是圆滑、狡诈与阴险，中国人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我们往这边走合理，就往这边走；往那边走合理，就往那边走，哪里合理，你就往哪里走，而不是说哪里有好处我就去哪里，这是不可以的。 其实中庸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表现。朱子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无一事不合理，表示每一件事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合乎中庸之道。天下没有一件事情不合理，这就是中庸，是高难度的。但是我再三强调，正因为它难，才值得我们用心，才值得我们把它当目标来追求。何况学会了以后，我们可以用很久。所以趁年轻学得越早，对你越有利，就是这个道理。 合理不合理，就要随人、事、时、地、物等很多因素而变动，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易”的是管理法则，而不是管理措施。合法不合法是固定的，合理不合理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的，这就是“法”与“理”不同的地方。法是死的条文，理是活的一种因应措施。所以中国人最推崇的四个字，就是“随机应变”。随机应变，以求此时此地最为合理的解决，就是“中庸之道”。 任何人都需要学习随机应变。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随机应变”有一个孪生兄弟，长得一模一样，叫做“投机取巧”。怎么去区分“投机取巧”和“随机应变”呢？我们中国人最方便的分法是这样的：一个人变来变去，只要他是为公家的利益着想，我们都认为他是随机应变；一个人变来变去，只要他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是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面，照顾自己一个小家庭的人，他绝对是投机取巧。所以它们一个是公、另一个是私，也就是“人心”与“道心”的不同而已。你依据“道心”来变，是随机应变；依据“人心”来变，就是投机取巧。 我们千万要记住，让你的部属，让你的员工，让每个人都做到一定要随机应变，绝对不能投机取巧。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只要记住这句话，一切事情就会很安心。 四、人性化的中道管理 中庸之道简称“中道”，中道代表中庸之道。合乎中庸之道的管理，称为中道管理，目标是追求恰到好处，以便安人。中道管理依照“老天爷赋予人的本性”来管理，最合乎人性的需要，所以是人性化的管理。 用现代眼光来看，中道管理即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管理，情、理、法，以“理”居其中，一方面求合情合理，一方面求合理合法，都以合理为中心。 近年来，反对“情、理、法”的呼声此起彼落。大家似乎都很怕“情”、厌“情”，一味想提高“理”或“法”的地位，“以理制情”、“以法厌情”，动不动就要把它变成“法、理、情”，好像忘记了“人而无情，何以为人”，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这种片面的否定态度，实在是不了解我国先哲安排“情、理、法”的真义。事实上，情、理、法的管理，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首先，我们要指出“情、理、法”的重点，不在“情”而在“理”。我国哲学最为繁茂的一枝，便是宋明理学。而其根源，则来自《诗经》、《易经》、《大学》、《中庸》、《论语》及《孟子》等书。可是我国先哲早已认识到宇宙确有独立存在的“理”。不过，在宋明理学家之前，孔、老、墨、孟诸子喜欢讲“道”，因为“道”是事物形成所必须走的一条路，其实就是一种原理。朱子说：“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里面许多理脉。”“理”可以光用嘴巴说说，“道”却必须实地去行，先哲们不但希望我们讲理，尤其要求我们重视实践，一切按照道理去做。
既然“所重在理”，为什么不依序组合，排列为“理、情、法”或“理、法、情”呢?这就牵涉到中国人特有的“以中为吉”的次序观，我们的“中庸精神”，“情、理、法”三者“理”居其“中”，所以“大吉”正是我们所重视的。 我国哲学有一个根本一致的倾向，即是肯定“变是宇宙中的一种根本事实”。孔子当年站在大河旁边，感叹“岁月的消逝也就是这样吧!昼夜一息不停!”老子说：“它（道）广大无边而周流不息，周流不息而伸展遥远，伸展遥远而返回本源。”无非在解说“宇宙乃是逝逝不已的无穷历程”。《易传》更认为，唯有变化，才可以不穷而久。在这种一切都在变化的当中，中国人深深体会到“物极必反”的道理，因而产生以“中”为“吉”的原则。一直到现在，拍摄团体照的时候，我们习惯上都会把中间的位置让给职位较高、年龄较长的长辈，便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