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序言 《整体管理》一书是我多年来学习、辩论、思考、实践的结晶，也是我的思想体系基本形成的标志。写完此书，自我感觉是终于想清楚，说清楚了，“夕死可矣”！ 生于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既是万幸，也是不幸。万幸的是，善于思考学习的个人可以无拘无束地选择生活方式，选择生活意义。不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不得瞪大眼睛接触各种各样的观点、主张、学派、思潮，无穷无尽地阅读，无穷无尽地思考，无穷无尽地反省自身的实践，见不到尽头。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一旦真的面临这种选择，一定将无所适从。事实上，当今社会人心的混乱、浮躁、焦虑正是由此而来。 自由主义者似乎并不重视人心的不安，他们更重视物质成就，更重视程序正义。生活就是游戏，游戏必须有规则。至于有没有意义，这纯粹是个人的事情。问题在于，当游戏和规则意识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时，当程序正义常常背离实质正义，当起点公平的规则常常与弱肉强食的正反馈机制结合在一起时，当物质成就激发起越来越强烈的攀比心理时，造成两极分化时，人们不可能满足于自由主义提供的社会解决方案。 《整体管理》既是对企业管理模式的新探索，也是对社会运行机制的新探索，还是对人生意义的新探索。全书正文约26万字，附录5万字，正在联系出版社。由于篇幅太长，这里只选录部分理论性较强的论述，供朋友们批判、评述。如果愿意，既可以直接打电话讨论，也可以写一点文字评论，以作书籍介绍用。 一、品牌效应和诸神世界 这种心理感觉就是品牌垄断所制造的心理垄断。市场在哪里？市场在消费者头脑里。垄断了消费者心理，就是垄断了市场。 仔细深究起来，品牌效应是大可质疑的。按照自由主义的理性分析眼光，一万只黑乌鸦不能证明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见过三只黑乌鸦就认为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这很可能是错觉，很可能是被乌鸦忽悠了。品牌效应实际是上利用了人们特别容易被忽悠，特别容易上当受骗的非理性特征。如果都是理性经济人，就不会产生品牌效应，不会形成心理垄断。仅就不能形成心理垄断而言，市场就是自由的。一旦产生品牌效应，形成心理垄断，市场在这里就不自由了。 可是，问题出来了。每一个消费者每天都要面对无数商品，每种商品都有丰富的性能、质量、价格、形象参数。如果每次选择商品，都要对商品的每一个参数进行详尽考察，而撇开品牌效应一类的容易上当受骗的东西，那么，日常生活将是无穷无尽的计算——严格来说，由于参数太多，参数间的关系太复杂，这种计算是不会有结果的。不胜其烦的结果是，干脆凭借过去的经验记忆，凭借周围人的推荐来购买商品，即非理性购买，而这就为形成心理垄断提供了广阔的运作空间。 如果进一步考察，品牌效应类似于对神的崇拜效应。相信神，神有可能骗你，神有可能是被造出来的，甚至是被包装出来的。不相信神，相信自己，又可能面对不胜其烦的选择和计算。最后，绝大多数人还是愿意认购有品牌的商品，还是形成了对品牌的崇拜。商业世界看来是一个物质世界，但是，由于品牌效应的广泛存在，商业世界居然是一个由世界级品牌、国家级品牌、地区级品牌所构成一个诸神的世界，一个诸神竞争的世界，一个诸神兴衰轮替的世界。相应地，品牌经营很类似造神运动。由于品牌垄断，为品牌做OEM的生产商觉得特别委屈，大部分利润都跑到品牌商口袋里了。其实，这相当于给神进贡啊！ 二、反垄断是一种返祖情结 当然，垄断也并不排斥竞争。当今世界，最引人瞩目的是大垄断者之间的竞争，其主要竞争方式已经是专利之争、标准之争、法律之争。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是市场经济的成熟竞争，其实这是大垄断者之间的竞争。 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垄断程度在日益提高，垄断范围在不断扩大，垄断种类几乎已经遍及吃穿住行各行各业，但是，经济学的主流却仍然是崇尚放任自由竞争的经济学。理论和现实脱节到这种程度，说明了什么？主流经济学虽然不能解释经济现实，但是，却很好表达了公众对自由竞争的喜爱，表达对反对垄断的强烈情绪和愿望。也就是说，这种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实是高度非理性的。 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推理，垄断扭曲了资源配置，损害了市场经济的起点公平原则，垄断与计划经济常常有密切的联系，垄断是万恶之源。既然如此，反垄断应该反对十大垄断，而不仅仅反对行政垄断。例如，矿产资源的私人垄断就不应该反对吗？由于拥有一处矿产开采权而致富，这难道不是损害了市场经济的起点公平原则吗？ 问题在于，反私人垄断会出现行政垄断。例如，要征收了矿产资源税，就会出现税源评估和税率确定问题，权力就会介入。统一税率，贫富矿之间的利润差仍将极其巨大，竞争起点仍然极不公平。可是，一矿一税，又会造成巨大的权钱勾结问题。要征收地理位置税，统一税率，不同地理位置的土地收益仍极不平衡。不同税率，谁又能够判断一处土地比另一处土地更值钱？这不是干扰市场的自由定价吗？征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税，不同行业、不同技术条件、不同竞争格局下，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意义都不一样，怎么确定税率？ 因此，真正的问题恐怕就不是反垄断，而是如何防止垄断者滥用垄断权力自由定价。真正的问题是在私人垄断和公众垄断之间进行选择，在公众垄断的程度和方式之间进行选择，在专制化的公众垄断和民主化的公众垄断之间进行选择，在为私人利益的垄断和为公众利益的垄断间进行选择。 追踪下去，我们发现，反垄断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至是一个文化问题。 理论上说，生产的现代化就意味着垄断化。一套大型石油提炼装置，可以让周围的小炼化厂都倒闭；一张光纤通讯网络，可以其他的电信运营商都倒闭；一艘航空母舰的出现，可以让战列舰、驱逐舰失去用武之地。因此，真正彻底的反垄断，就必须要回到小农经济时代去。特别是在跨国公司拥有技术、生产、品牌、资源等各种垄断优势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可以自由参与中国市场竞争的前提下，如果中国大型企业被纷纷拆解，那么，中国的经济命脉必将掌握在跨国垄断性企业的手中。 因此，反垄断其实是逆现代化潮流而动一种返祖情结。但是，为什么我们有这种返祖情结呢？因为垄断者常常利用垄断权力自由定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造成社会利益最小化。有没有可能垄断者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让利与民，与公众分享现代化的好处呢？
按照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这都不可能。如果要求垄断者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不是要求资本家为人民服务，要求资本家不再成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吗？ 其实，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是黑白两个极端。在承认垄断资本家一定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要求垄断资本家为社会利益服务，怎么就是不可能的？ 如果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垄断一定越来越强烈，而垄断者一定只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人民起来造反，将私人垄断转变为公众垄断。但是，这不是更严重地违反了自由市场信条吗？ 自由主义者难以面对垄断性的企业内部人际关系，也难以面对垄断性的经济关系。可是，自由主义的确是一种广泛而强烈的大众情绪，当面对着垄断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自由主义又是唯一的反抗出路。正是这种悖论，造成了反垄断的社会思潮。 如何摆脱这一悖论呢？理论上说，只有垄断者能够认识到自身利益来自垄断，正如投机者认识到自身利益来自社会提供的机会，不但乐善好施，而且产生更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才能摆脱反垄断的返祖情绪，也才能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 三、打破西方企业的管理神话 当我们充分认识到垄断在经济生活中的关键性作用时，一个问题马上出现了：《财富》杂志五百强的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有着多重垄断因素保护，理论上可以享有50%以上的销售毛利率，但是他们的销售净利率却不高。以1998年排名前10位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为例，通用汽车公司1.83%，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3.66%，福特汽车公司15.3%，沃尔-马特百货公司3.18%，三井公司0.21%，伊腾忠商社0.24%，三菱公司0.22%，埃克森公司6.32%，通用电气公司9.25%，丰田汽车公司2.79%。[1] 这是一个事实。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任何人都能同意，销售毛利率和销售净利率的差越大，说明企业的管理水平越低。 例如，耐克公司雇用的数万名员工全部从事设计、采购、检验、销售、广告、管理，生产加工业务全部外包。耐克鞋的零售价可达外包生产商供货价的5-10倍，理论上应该有80%-90%销售毛利率。但是，该公司1999年的销售净利率却只有4.18%。钱都到哪里去了？工资、奖金、税收、房租、办公费用、研发经费，高层管理人员的巨额薪水、金降落伞、豪华办公条件。按说，这一切能消耗一半左右的毛利就差不多了。但是，当扯皮、浪费、挥霍渗透到前面这一切环节时，就可以将高额毛利消耗殆尽。 读者可能会认为，享受和腐败文化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特色文化。其实不然。在经济人假设下，一切大型组织都将流行享受、腐败和争权夺利文化。组织规模越大，越容易腐败；组织存在的时间越长，越容易腐败。组织越腐败，管理成本越高，技术创新的效能就越低。为什么腐败文化不断增强的企业仍然能够生存下去？答案很简单，规模越大的企业，其垄断因素越多，垄断程度越高，外部威胁越小，所以，垄断企业完全可以腐败上二、三十年。 相应地，像中国的海信、康佳、海尔这样的企业，遭遇越来越激烈的价格战，不得不削减工资、冻结福利、裁减员工，却仍然能保持稳定的生产进度和品质，还能取得5%以上销售利润率的企业，才是管理水平高的企业。 “据壳牌石油公司1983年的调查发现，1970年名列《财富》杂志500家大企业排行榜的公司，有1/3已经销声匿迹。依据壳牌石油公司的估计，大型企业平均寿命不及40年，约为人类寿命的一半！”[2] 不知读者有何感想？如果西方大型企业平均寿命不及40年的话，那么，有关人治型企业“人亡政息”，而法治型企业“基业长青”的说法就有问题了。假设一个人迟至40岁创业，活到80岁，“人亡政息”，人治型企业的寿命就有40岁。接班人不济，开始败落，也得花个10年、20年，企业寿命就可以超过50岁。接班人选得好，再活个二代、三代，这在人治情况下也是很正常的，就到了百年老店了。甚至，由于重视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重视自身修养的提高，人治企业能够比法治企业活得更加长久、健康。 制度可以复制，但领导人的事业心、责任感、领导能力却无法复制。卓越的领导人可以建立严密的制度。严密的制度却产生不了卓越的领导人。中国人普遍以为美国企业是靠制度在自动运行，然而，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制度靠人去建立、执行和维护，制度的核心是像沃顿、松下、福特这样的经营之神。换句话说，美国真正的优秀企业恰恰是人治企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神治企业。当经营之神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时，企业就生机勃勃，其潜力将超常发挥。当经营之神死亡，或者动力衰减，企业就处于维持、僵化、减速、百病丛生。当经营之神能够向周围的人传递神性时，企业就能够扩张、壮大、继承，当经营之神不能向周围人传递神性时，企业的扩张和继承就都会出现困难。 四、什么是管理？ 这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我初次接触管理学时，就听说有一百多个管理定义。20多年过去了，管理的定义恐怕在以几何级数增长。随着MBA教学的普及，甚至每一个管理者都有了自己的管理定义。“不论你是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工厂、哈佛大学的教室还是香港的交易大厦里，只要你说：‘管理就是——’，这都会引发探询的沉默和激起讨论的涟漪。”[3] 对于一个理工科学生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学科的基本定义不清晰，说明这个学科还处于萌芽状态。如果直线的定义有两个，欧氏几何学就不成立。如果微分的定义有两个，高等数学就该全部推翻。美国管理学的一位著名学者哈罗德·孔茨对此深感困惑，因为他发现，管理理论是一个丛林。丛林里有无数植物，管理理论有无数流派和支流派。最后，他只好说，管理学是一个知识分类框架，经过分类的知识总比不分类的知识好一点。问题在于，不同管理学派有时候甚至连分类框架都达不成一致。 本书希望对企业经营所面临的每一层次、每一领域的问题给出一个定义体系，为管理学疏理出一个共同的、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分类框架。但是，恐怕很不幸，本书的努力最后也只能成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因为管理学不同学派的学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小圈子，管理学经常是小圈子里自言自语，自称为是专家，相互之间很少见到驳斥、论战。因此，管理学恐怕永远会“丛林”下去，直到不同学派的学者能够学会相互倾听。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在一百多个管理定义中找到一些多数同意的共性。什么是管理？管理是通过他人来完成任务。在本书的定义体系中，我们将面向企业内部的两层事务——领导和制度——合称为管理，领导是通过默契让他人去完成工作，制度是通过明契让他人去完成工作，其共同点是让他人完成工作。如果用更加学术化的定义，则可以说，管理是通过协调人与人的关系（默契或明契），协调人与物的关系、物和物的关系（完成工作）。 为什么要这么定义？因为这样可以和技术的定义联系起来：技术是直接协调物和物的关系。 例如，一个电视机设计师，要协调许多二极管、三极管、电感、电容、线圈，协调得好了，输出的图像清晰、声音悦耳。他是管理者吗？显然不是。他是个技术人员，他也在做协调工作，但协调的是物与物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