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谣进京证只能办12次 管办分离足协辟谣



     19年改革从未成功

  1:5惨败给泰国,让国家体育总局和足协点燃了整顿国足的“三把火”:解约教练,取消消极怠战的国足参赛。最为震撼的是,多家媒体称足协将从体育总局中剥离,但此消息出来的第二天,足协就出来澄清“从未发布过从体育总局剥离的消息”。

  实际上,从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开始,每一次对外的惨败,都会引起一轮要求足协改革的呼声,中国足球也断断续续进行了不少改革,其中,“管办分离”的要求,在这19年中从未中断过,但也从未成功过。

  至今最大改革就是职业化

  从1955年成立,中国足协和中国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就是一套班子,这种安排是基于为了应付国际足联的规定—各国政府不得干涉足球。

  然而在1980年之前,中国足协基本上是在跟国际足联较劲,主要目的是要取消中国台湾地区在国际足联的资格。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足球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黄金时期,虽然还是输球,但至少“输球不输志”。年纪大一点的球迷,不会忘记与科威特、沙特世界杯外围赛的“不死之战”—李富胜扑出点球的瞬间,以及苏永舜、容志行这批足坛泰斗当时的身影。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球职业化也开始悄悄萌芽。

  第一家有赞助的职业俱乐部诞生于1984年,当年广州白云山制药厂宣布荣幸地成为广州足球队赞助商。随即中国的其他地方也依葫芦画瓢,数百家半职业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辽宁是一个有着深厚足球底蕴的大省,在那里,足球也首次“下海”进入私营企业。1988年在辽宁省大连市的一个港口内,辽宁省足球队令人惊讶地宣布成为职业足球俱乐部。

  前国脚申思曾回忆,职业化之前的部分球队同样拥有赞助商,如广州的太阳神,辽宁的东北制药。“当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邀请赛,每场比赛从几百块到几千块的奖金。”

  但另一方面,中国足球因战绩不佳,国家体育总局不再想朝这个项目拨款,尽管,当时足协的全年拨款也不过50万元,球迷也在不断减少。

  “当时的中国足球,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程度。球员收入低,退役之后生活没有保证,而且,足球成绩一塌糊涂,国家体育总局已经不想对这个项目拨款。”前足协副主席王俊生是中国足球市场化的先行者。对中国足球市场化具有重要意义的纲领性文件—“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就是由他起草的。该方案的关键论题是“足球要不要走职业化的道路”。

  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符号。当年6月,王俊生为这个提案作了报告。报告结束,各种质疑接踵而来,大部分地方协会的领导人,都持否定态度。王俊生说,此次,几乎都没有看好足球职业化。但最终,会议还是通过了《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会上宣布,将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模模糊糊流露出,要将中国足球实现管办分离。

  风景如画的大连棒槌岛成为中国足球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93年中国足协在这里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想把中国联赛建成与欧洲主要联赛同等规模以及同等影响。这次中国足协决定要与国际接轨,实行门票等收入分成,促进球队向职业化过渡。

  1993年底,上海申花俱乐部成立,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实体,它脱离国家体委,由企业自主管理。俱乐部的所有制模式借鉴德国经验。

  1994年,甲A联赛正式在成都打响。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正式开始。职业联赛最大的功绩是将球迷拉回了球场,一时间在全国12座城市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大众娱乐集会。在甲A的感召下,一些甲B球市也异常火爆,甚至乙级联赛也有球迷跟队助威,职业联赛可谓全线开花。

  末代甲A的末世之相

  被认为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之父的王俊生,一直到2000年才从足协卸任。喜欢豪言壮语的阎世铎接任了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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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0-2005年的任期内,阎世铎主政下的中国足协,进行了两次改革。一次是取消甲A创建中超,一次是豪赌日韩世界杯取消升降级。

  阎世铎上任时,正是甲A后期,这时,中国球市开始退潮,像成都、重庆这些曾经创造了金牌球市的城市,一场中超联赛的观众竟然只剩下区区千余人,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一场球甚至只有空落落的800人。在甲A式微之际,中国足协想通过中超这个救市措施,来找回中国足球曾经的热度。

  同时,中国又面临冲击日韩世界杯的压力,为了能进入32强,足协干脆在那一年取消了升降级,让联赛为国字号球队让步。

  足协的这两次改革,被时间证明无疑是失败的。前者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大规模假球的开始,在2010年的中国足球反腐行动中,不少人都是因为末代甲A的那场球被调查甚至入狱;而后者则被认为是违背了足球和市场规律的改革,直接降低了联赛的竞争力。

  中国著名教练徐根宝,在今年时曾经如此评价当年的甲A转中超的那段时间:“职业足球从1993年走到2010年,我想开始是摸索阶段,最乱的就是从甲A成为中超的那段时候。”显然,徐根宝为中国足球假球的大规模爆发定下了始发时间。他表示,“那个时候说假球都是猜测,没有真凭实据。好在现在一切都明朗化了,这些猜测也就成了事实……当时从足协领导,到裁判、球员、教练和俱乐部,做了(违法的)事情都没人去查,所以有人胆子越来越大。”

  很多事实也证明甲A转中超并不是个好主意。中超元年,假球、吸毒新闻层出不穷,而在当年的10月2日,国安球员在俱乐部的指示下,制造了中国足坛第一起罢赛事件。随后,大连实德总经理徐明站出来声援国安,并与7家俱乐部一起,对足协“逼宫”,要求取得联赛的管理、监督、分配和经营权。而在这一次的“逼宫”行动中,要求足协管办分离的呼声再起,但随着逼宫行动的失败,“管办分离”也没有下文。

  离“管办分离”最近的一次

  2010年的中国足球大规模反腐,长达两年的反腐风暴,被认为是真正最能促动足协改制的事件,几任足协高官被抓后,“管办分离”一次又一次地被提起。

  此时,新任掌门韦迪来自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作为坚定改革派,在上任初期,他就提出了要对足协进行改革。2012年2月,韦迪先是提出“小中心,大足协”的概念,并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试行)推出,经过大半年讨论后,伦敦奥运会后,这份全新的协会机构调整与改革方案被拿了出来。从其中涵盖的“18专项委员会外加16部室的机构设置”内容来看,中国足协正朝着“协会实体化”积极推进。

  韦迪在2012年底对这一初步“管办分离”表达了看法,“虽然中国足协成立了职业联赛理事会和执行局,但它们发挥的作用并不强,下一步我们要认真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两者的作用,让其更好地为职业联赛服务”。他也预计到了会遇到很多阻扰:“我们始终坚定推动协会改革,必然要面对中心和协会的关系。但要解决两个牌子一套人马的问题,比职业联赛改革更难,牵扯的领域和人更多。”

  对于中心的改革,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心有这样的描述:项目管理中心是总局的事业单位,代表总局实施对项目发展的管理,是总局管理的延伸,中心应该对总局负责。中心的任务应是代表总局对项目实施政策管理与政策保障服务,中心不该再承担具体的办事事务。中心的具体任务是通过调查研究,不断完善足球管理政策,监管全国足球事业发展。关于协会的改革,则要切实恢复正常的协会工作制度,充分发挥各专项委员会作用,让职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

  也就是说,管理体制模式已经设计完成,这将拉开中国足协彻底实现协会化的序幕,被诟病数十年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将从形式上作古。而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也显示出了对这套模式的重视,蔡振华还亲自听取了汇报。

  但不过,韦迪还是乐观地预计了改革的困难度,直到他离开足协,这套方案也没有正式公布。

  媒体报道,那段时间,对中国足球改革雄心勃勃的韦迪一度相当困惑,他对自己身边的人说过:“怎么报上去的方案都不批呢?”

  众人面面相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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