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企业家该不该谈论公共话题，甚至积极介入公共实务？”讨论的角度很多，争论不断。理想地看，“士农工商，各行其道”，企业家只用利润向社会尽责，无疑是社会运行之道。但中国的问题，从来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这个命题，对于中国与美国，显然是不同的，甚至对于20年前与当下，以及不远的将来，意义也是不同的。所以，抛开现实环境，仅空谈理论无助于寻求现实问题的答案。 那么，在中国语境下，这个命题该怎么看待呢？先得明确这里说的“企业家”究竟是指什么。在这个命题中，企业家应是指具有较强社会活动能力，能调动较大经济资源，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大企业家。 那对他们而言，公共实务又是什么？是联想收购IBM吗？是投资建厂，与地方长官博弈吗？是黄怒波收购冰岛土地，或与地方政府紧密合作经营景区吗？显然，这些都是公共实务、是“政治”一种。至于官商勾结那就更是暗箱政治。 那么，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我们可以说，“不谈”仅指的是不参与反对、批评的公共表达 他们可以这样做吗？当然可以。但可持续吗？很难。 有人说，天真单纯的女人是一种难得的奢侈。的确，一个女孩，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然后结婚生子，一直当着家庭主妇，与社会没有多少接触，就能保持着天真与单纯。但是，这些天真单纯、不谙世事的背后，却需要父母、丈夫有能力为她营造一个无忧无虑的环境。这，无疑是一种奢侈。这种奢侈似乎已为不少国家的人们拥有。在一次调查中，澳大利亚青年就把“生日聚会”、“毕业”、“拿驾照”、“合法喝酒”排在选举之前，投票被看做“最不重要的、浪费大好周末”的事情。不但澳大利亚，欧美日韩等国都有这个趋势，虽然这可以解读为“公共事务精英化”让青年丧失兴趣，但另一方面，能够“不问”何尝不是一种前人播种，后人收获。
不过，这个奢侈，中国企业家从未拥有。从街边小贩，到身家数亿，中国企业家随时会被权力和政治触碰。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透明、稳定的制度产生长期的、稳定的预期，只有在这种稳定的预期下，人们才可能低成本地达成契约，而契约，恰好是商业社会的基石。但在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公民权利的各种灰色操作下，企业家若没权力背景，则随时会招致各种灭顶之灾，即便有了权力撑腰，一旦权力垮台，覆巢之下又焉有完卵？ 世事纷繁复杂，潮起潮落，简单的表态往往缺乏深思的结果，而睿智洞察，小心翼翼才能逆水行舟，顺势而为。且不说吕不韦的“奇货可居”，时间回到6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企业家与新生力量的各种沟通，正是企业家以商人精明参与政治、影响政治、寻求庇护的过程，由此可见，企业家通过参与权力寻求庇护是一种深刻的商业洞见，是一种生存之道。 这种生存之道并非一成不变，也在与时俱进。随着现代政治的发展，民主与法治的兴起，在今天的世界，企业家寻求一个良好的商业社会形态，这既是企业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道义。 中国企业家的产生，源于改革开放30年以来释放出来的经济自由。经济自由的产生必然会产生社会生活的空间。 其实不但企业家，就连官员家属、体制内公务员、体制内教授都作出这种左右逢源的姿态。这并不是朝三暮四，而是顺应时代大潮，义利恰恰合而为一。那么，如果不能发现这个“义”、“利”合二为一激励相容的空间，就是为无智。 也许正是由于无处不在的公共事物以及自由空间的存在，所以，企业家们自我集结起来，在网上、在现实中形成各种组织，虽然首要目的在于交换各种资源，但本身已是一种表达。更重要的是，通过频繁沟通也能避免集体无意识，达成更理性的群体意识，进而对社会作出群体性的积极反应，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促进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本就是社会规律所在。所以，逆社会发展规律，在复杂现实中，试图单纯地作出“企业家不谈公共话题”的表态，既不诚，也无智，既不义，也无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