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都江堰,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四个字——平淡无奇。几乎看不出是一个“工程”,更谈不上“雄伟”。所谓“堰”,看上去只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江心洲”,“宝瓶口”也不过在江边山上凿了一个口子。
但是,都江堰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工程! 它历经2260年沧桑仍然保持着青春活力。它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之前几十年就已建成,至今仍然发挥着分水、导水、引水、排沙、泄洪的功能,文人盛赞它“千古奇功”、“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而现在的长城不过是一个历史遗迹。李冰建设都江堰的方法可以追朔到大禹治水的思想:顺着水的自然流势无为而治。
都江堰不过是在岷江中顺着水流建了一个分水堤,将江水分成内江和外江。内江的水经过宝瓶口流入了成都平原,外江的水顺流而下。 都江堰朝向上游的端头称为鱼嘴,它将岷江水劈成两部分,在内江与外江之间进行了第一次分水。在都江堰的尾端是飞沙堰,依赖于它适中的高度进行第二次分水,在洪水季节,水流将从飞沙堰之上泄到外江。
都江堰工程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三大工程构成。它们有机的组合,联合发挥了引水灌溉、排洪、排沙和减灾的巨大作用。鱼嘴与金刚堤连在一起,位于江心,它们的建造和作用与弯曲河床形态有密切关系。金刚堤实质是岷江河床上的江心洲,鱼嘴位于金刚堤的顶端,形如鲸鱼之嘴巴,故名为鱼嘴。鱼嘴与金刚堤的共同作用是使岷江河床分汊,即分为内江和外江,所以鱼嘴与金刚堤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工程。从分水堤与金刚堤位于河床中心位置分析,这个堤的建造,主要是李冰利用了河流的弯道环流的原理形成的。如现在的分水堤东侧是岷江凹岸,也正是内江流经的部位,西侧是岷江的凸岸,也正是外江流经的部位。这里的弯道环流的表流流入凹岸,把凹岸被侵蚀的和过境的大量泥沙,由环流的底流再搬运到凸岸堆积成迂回扇,其中一部分泥沙在江心堆积形成规模宏大的江心洲(金刚堤),泥沙在洲头不断堆积、延伸,加之人工不断对它们修筑、加固和保护,形成今日之“天然-人工”金刚堤和鱼嘴。金刚堤和鱼嘴的存在,使岷江主流在此成为分汊型河床。尤其鱼嘴的存在意义,在于发挥分汊河流的分水分沙作用,如冬、春枯水季节,岷江水位较低,河流主流线多靠近河谷凹岸流去,分水堤将约十分之六的江水流入内江,十分之四的江水流入外江,保证了灌区的用水量,简称“四六分水”;夏、秋洪水季节,岷江水位相对升高,河流主流线相对变直,大部分江水流向凸岸,故分水堤又将十分之六的江水排入外江,十分之四的江水注入内江。显然,这是李冰掌握了分汊口即江心洲(金刚堤)和洲头(鱼嘴)的分水分沙特点,又利用了内江具有平面弯道环流泄水特性,创造的科学分水方法。
飞沙堰和宝瓶口的工程建设,科学地利用了河流动力均衡原理。飞沙堰位于金刚堤南端成一低矮的人工沙堤(实为一潜坝),为什么飞沙堰要修在金刚堤南端?这是因为内江流水遇到虎头岩的撞击后自然形成涡流,这股涡流径直向西南方向(现在的飞沙堰位置)流去,多余洪流和泥沙也随之泄入外江,可见这位置正是保证内江洪流和泥沙排泄的最佳方向和位置,因此,决定在金刚堤南端修建飞沙堰。飞沙堰的作用一是起排洪排沙作用,二是起挡水作用,保证内江水位始终保持在一定的高度上,以保证成都平原灌溉有足够的水量,如无此坝,内江水会大部分泄入外江,所以后人总结为正面引水,侧面排沙,但必须要求飞沙堰坝面要低。李冰根据河流动力均衡原理岁修内江的经验是“低作堰”。所谓低作堰,是指每年维修飞沙堰时,要保证飞沙堰始终保持在一定高度上,堰顶不能加固过高,即堰顶宜低不宜高。因为堰顶高了,造成排洪排沙不畅,使内江泥沙沉积加剧,洪涝频繁,而堰顶低了,减少障碍,有利于排洪排沙。究竟堰顶低到什么标准合适,要根据宝瓶口的“水则”与灌区需水量的多少而定。现在的堰顶平于水则十五划(每划一市尺)是堰顶最合适的高度标准(现在飞沙堰的相对高度实为2m)。如果内江水位高出水则十五划,堰顶也高出水则十五划,对内江排洪不利,灌区就要闹水灾;相反,内江水位低于水则十五划,堰顶也低于十五划,内江大部分水流就会流入外江,灌区就缺水,影响灌溉农田,只有堰顶平于水则十五划,恰到好处,灌区不涝不旱。
内江引水的咽喉工程——宝瓶口,它与飞沙堰二者有机的组合,共同承担了排洪减灾,保障灌区用水功能,其原理也是利用了河流动力的均衡原理。如宝瓶口西边凸出而高大的离堆山崖起到了阻挡内江洪流的作用,宝瓶口起到增加泄水的作用。如洪峰期间,一部分洪流遵照宝瓶口明文规定的“水则”,规规矩矩地从宝瓶口流出,保证成都平原灌溉用水,其余的洪流被迫通过飞沙堰,人字堤流向外江,起到了排洪减灾作用。由此可见,飞沙堰和宝瓶口排洪、输水功能,完全是李冰利用了河流动力均衡原理而巧妙设计的水利工程。
李冰为避免内江河床泥沙淤积,除采取侧面排沙方法外,还总结出“深淘滩、低作堰”的方法,对内江河床淤积的泥沙每年进行一次淘挖,称为岁修。所谓“深淘滩”,就是对内江河床淤积的泥沙必须清除淘挖到一定的深度。究竟淘挖到什么深度合适?据传,李冰为了找到这个合适深度,曾多次观测、实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深度,在这个深度的位置河床底下,曾埋了一个石马作为标记(现代改为三个卧铁),要求以后每年岁修,淘见石马淘沙就终止,即淘沙达到了标准深度。由此可见,石马所埋深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衡量岁修工程质量的标准。这个深度为什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只有用河床平衡剖面理论来解释为妥。因为李冰深淘滩的目的就是要保持内江来沙输沙处于年内平衡状态,即一年内河床冲淤平衡,这就要求河床纵剖面必须达到平衡剖面状态,深淘滩的最终目标就是内江河床相对处于平衡剖面状态,河床不淤积,为了使河床达到此状态,必须借助人为的疏浚淘沙措施,方能实现,所以每年岁修淘沙,必须淘挖到石马埋深处(河床平衡剖面位置)。假若淘挖深度浅于石马埋藏深度,河床仍继续淤积抬高,对排沙不利,而且影响外江和内江的流量分配;若淘挖超过此深度,等于人为的相对降低了河床临时侵蚀基准面,河流的活力复活,侵蚀作用反而加强,泥沙增多,加重了排沙的负担,会使输沙、来沙失去平衡。所以,李冰深淘滩确定的石马埋藏深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理论问题,是河床平衡剖面理论应用于水利工程上的伟大创举。
从管理角度来解读都江堰,我们会看到一种有机秩序:依赖于其中的一个过程帮助延续另一个过程,作用力和过程使系统保持自身持续不断的运演,而不产生致使其破裂的多余的力。
都江堰顺流纵卧在岷江中,只以鱼嘴的尖头对着来水,不与水流正面对抗,除了要对鱼嘴部分及其它迎水部分定期修复外,并无溃决之忧。而它的分水功能,更减缓了洪水的冲击。泥沙淤积是水利的大敌,都江堰则充分利用自然之力排除沙石。渠首分流处,内江处于凹岸,外江处于凸岸,弯道使表层水流向凹岸,底层水流向凸岸,随着洪水冲下来的沙石,大部分随着底层水冲向外江。水流入内江之后,北岸伸向江心的虎头岩“支水向南”,把剩下的泥沙逼向飞沙堰排走。还有部分泥沙,则依靠离堆对洪水的顶托和宝瓶口的束水作用,造成横向旋流,将泥沙旋到飞沙堰、人字堤排走。这种自我维系的系统避免了强制秩序的固有缺陷,能够自我保持、自我协调的,通过自己的内部结构保持自身的活力,是一个自稳定、自适应系统,因而具有内在生命力。
假如由现代人来建都江堰,很可能建成一个大坝。由于泥沙较多,中国水坝平均寿命只有50年,泥沙较少美国,水坝平均寿命也不过300年。“堰”和“坝”的区别,实际上是两种管理思想的区别。
“堰”是纵的,它顺水而建,意味着对水的因势利导,在达到引水目的的同时,并不违背水的自然本性;
“坝”是横的,给人的感觉就是蛮横霸道(“坝”的繁体字就是“壩”),意味着对水力的强硬抗衡,对水流的强力阻遏,是人与自然的迎面撞击,体现着强制秩序,它内力没有得到疏解,必须不断依靠外力来维持,并且不断的产生内在冲突,其应力不断积聚,一旦溃决,所带来的灾难往往是难以估量的。
都江堰千古不废的事实表明,它既可以灌溉、防洪,也可以避免坝的弊端。它恰恰是在人的需要和自然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均衡。都江堰宣告了一种治水哲学,既造就了天府之国昔日的辉煌,也是今天人与自然、人与人紧张关系的救治方案。离都江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青城山,这里的人们甚至将两者放在一起,称为"都江堰-青城山"景区。这不是偶然的。青城山是道家的圣地。这使我们想起《道德经》中的一句话:“上善若水”。
上面是从微观机制的角度对都江堰进行的一番解读。事实上,从宏观的视角来看都江堰,也许会有新的意味:
都江堰东部正是现在的成都平原,这个平原形似一把张开的纸扇向东南倾斜,而都江堰市城西一带恰好处在扇形平原的顶端,海拔700多米(成都附近海拔400米左右),居高临下。这种自然倾斜地形,是修建水利工程最有利的地形,它可以不打坝,只修堤,开渠引水灌溉。所以李冰合理利用了这个有利地形,确定在此修建都江堰。
李冰在平原地形上,采用分流导江,筑堰引水方法修建都江堰时,合理利用地貌条件、河床形态对水流影响,成功地利用弯曲河床和分汊河床的发育规律指导工程建设,使工程建设建立在高度科学基础之上,基本上利用自然之力来“维护”都江堰的持续运营。但是,都江堰也不是完全依赖自然之力,同时也依靠人力的维护。三国时,诸葛亮在都安县(即原灌县导江铺)设堰官,保护、维修古堰、发展农业,以后历朝历代都要设置堰官,同时,成都平原上的农民也自觉的参与都江堰的维护工作。李冰为每年的维护工作制定了六个字的规章制度:“深淘滩,低做堰。”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2000多年前李冰定下的规矩,后人会一直遵守呢?中国或者世界历史上,还很难找到一个“规定”被准确无误的“执行”2000多年的。
实际上,人们遵照李冰的“规定”去“深淘滩,低做堰”,正是受一个更大的“力场”控制——为了千万亩良田的收成,人们没有理由不遵守李冰的“规定”。管理的“动力学”原理,被李冰应用的淋漓尽致。
都江堰,向我们宣示了一种“天人合一”、“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管理智慧。
都江堰启示我们,管理企业“有机体”,需要尽力避免强制秩序,追求有机秩序。要使其内在结构适应全部内外之力,使一切具有内在冲突的力都得到了合理的疏解、合理的转化、合理的应用,获得了一种“力场”的微妙和谐,这是“自然”成功的秘诀,也是管理的永恒之道。只有踏上这条永恒之道,企业才会生机勃勃。
都江堰工程是利用自然之力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经典实例,设计者理解了自然之力,并找到了利用自然之力的规则。
企业的各种力相互作用形成了动态的力场结构,力场结构主宰着企业的运演。厘清力场结构,找到利用、调节这些力量的规则,就能做到顺势而治、无为而治,让整个系统实现自动运演并实现效用最大化。
企业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力,可以大致分为外推力和内驱力。
外推力主要指市场的需求动力和竞争压力;内驱力主要指投资者的盈利动力、雇员的薪酬动力和所有成员自我实现的动力。
外推力和投资者盈利动力催生了经营模式;雇员的薪酬动力和自我实现动力催生了管理模式。
投资者的力量体现为“财力”;雇员的力量体现为“人力”。
投资者的自我实现之力体现为企业文化和领导力,雇员的自我实现之力体现为职业发展。
管理就围绕这几个方面。
“结构决定结果”。力场结构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称为“规律”,为了获得更大效用而利用“规律”的设计称为“规则”,“规则”是产生更高价值的源泉。
激流遇见大的阻碍,会产生回漩,这是规律。在都江堰,把内江水引向山崖,在山崖边上凿个口子,利用山崖分离出来的小部分(离堆)阻挡激流以形成回漩,这是“规则”;回漩之力会把泥沙“漩”向一个方向,这是规律。在都江堰,顺着泥沙的方向建成飞沙堰,这是“规则”。
在规则的引导下,出台的主观性制度,称为“规范”,比如都江堰的“岁修”制度。规范一定要与规则相适应,不然,就会造成力的矛盾和冲突。
管理相当于造时钟,而不是报时。重在规则的设计,设计好规则以后,人们按规则的引导自动行事,没有呵斥和长官意志,人们生而平等,服从规则而不是命令。
管理不是为抑制混乱,而是为了创造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