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为实现保增长的目标、防范经济出现快速下滑,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接连出台,信贷扩张就成为了这些措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有观点对此提出担忧:如若信贷扩张成为刺激经济的手段,会否导致不良贷款的大幅上升,从而将整个银行业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并大大影响银行业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应当说,这一担忧是不无道理的。银行业未来一段时间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有可能面临较大的压力。这是因为受国内外综合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面临了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最困难的局面。在内需不振,出口短期内难改疲软的情况下,经济学中刺激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中只剩下投资成为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手段。投资是需要资金的,而资金的来源无非是财政、银行信贷、民间资本这三大部分。然而,由于短期内缺乏可预见的盈利前景,民间资本“现金为王、持币过冬”气氛浓厚,希望其大量投资恐怕是一厢情愿。再来看财政支出这部分。首先是地方政府,虽然在“四万亿”推出之后,地方政府纷纷表态积极配合,甚至做出了高达十几万亿的计划。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分税制改革之后,存在财权事权不对等的现象,不少地方财税收入不足,最终能够提供的资金有限;而近日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也透露出对明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状况的不乐观,减税措施恐难实施,这似乎也暗示出中央财政或许也只是想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而已,无法成为拉动投资的主力资金。
因此,适度扩张银行信贷也是无奈的选择。而且,从扩张信贷这方面来看,的确呈现出一番不同景象:“金融30条”就包含了要扩张货币的内容,央行也把保障货币平稳增长列为了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监管部门银监会更是罕见的表明对不良率的上升有一定容忍度,“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对基本面比较好、信用记录较好、有竞争力、有市场、有订单但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并推出了放宽中小银行存贷比这样的具体措施。
可见,在落实经济刺激方案的过程中,银行业将成为提供资金的主要来源和维持中国经济稳定的“主力军”。但是就此认定把银行业会把信贷扩张作为行政任务完成,进而会造成风险大量上升,压垮中国银行业的结论依然难以让人认同。
首先,通过商业化改革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风险控制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其扩张信贷的行为一定会考虑风险的因素,不可能由于有关部门的鼓励就如同计划经济时代一样执行行政命令般不顾风险的进行信贷扩张。
其次,对银行来说,信贷扩张其实也是一种自救行为而非行政任务。近几年来中国银行业之所以能够维持如此高速度的增长态势,除了银行业改革带来的“溢出效应”之外,最重的原因就是经济上升周期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了。银行的利益和企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如果经济形势好,银行业的发展空间也会比较大,如果经济形势不好,正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银行业岂能独善其身?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对银行来讲,“保增长”是大局,如果银行过于短视而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不积极配合国家的政策扩张信贷,纯粹基于风险考虑而畏缩不前的话,就会影响工业增长,导致大量企业因资金断裂而出现问题甚至倒闭,最终导致经济长期陷于低迷的泥沼之中难以恢复。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么不要说银行业务增长和扩张无从谈起,恐怕连银行自身的存量贷款也将受到极大影响,最后危害到银行业的长远发展。
所以说,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银行业适时合理地进行信贷扩张,不应当是作为一种政治任务来看待,而是一种与人与己都有利的明智之举。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一向对于风险持审慎的银监会也表明了对信贷扩张的鼓励态度。当然,在上述过程中,GDP和银行资产质量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受宏观经济的影响,短期内可能银行资产质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也是正常现象。对于银行来说,最佳的方式是找到一个能够最大限度的控制风险,又能够最大限度的扩张信贷的“平衡点”。从业务选择来说,要积极落实落实“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可以积极的参与有财政资金、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发展战略规划、符合监管部门审慎性要求的项目,积极参与企业并购和中小企业贷款等等,而对那些风险很高,不满足贷款条件或不符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方向的企业,则应严格限制,从而在信贷规模扩张的同时和实现信贷结构的调整,正确处理好信贷扩张和风险防范的关系,为“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政府方面来看,为了更好发挥银行业刺激经济复苏的作用,有关部门应当对于商业银行提供必要的支持,在税收、贷款核销政策等方面尽量给予银行更多的实质性的激励,鼓励银行扩大信贷投放。比如,未来可以适当调整商业银行营业税税率,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的测算的结果,营业税税率调整1%将会使商业银行净利润上升3%左右。通过类似这样的措施,无疑会大大消除商业银行风险和业绩方面的顾虑,提高信贷投放的积极性,最大限度释放信贷扩张能力,为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提供更强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