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鉴于易纲先生央行副行长的身份，以及货币政策对经济信心的影响，易纲最近的一连串的发言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如所有的金融专家一样，易纲先生的话颇为费解，又有些云山雾罩，笔者称之为格林斯潘语言综合症。
他表示，对抗通货紧缩是央行短期内最关心的事情，但目前中国的利率水平是合适的，而在中国实行零利率政策是否有效，则要具体的分析，总体而言，中国的利率水平合适，可进可退。但易纲先生所举的例证是证明中国利率较高的，“零利率政策在中国不占优”。易纲强调，中国央行反通缩和维护币值稳定的决心是坚定的，完全可以通过各种货币政策的最优组合来实现有效的货币政策。
易纲先生似乎在表示，他不赞成零利率政策——就在今年一月初，易纲还在“明确暗示”，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日本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相比，我国还有利率下调空间。中国货币政策可以用最优组合防通缩，可以用“非传统”的手段，利率可能调，也可能不调。此言一出，市场果然猜测央行将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说话云山雾罩不是错，但手段与目标必须明确。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期间，执行的就是坚定的货币刺激政策。从易纲的话里，只看到维护币值稳定的坚定决心，这与中美长期保持相对固定的利差就可以看得出来。至于反通缩的决心，恐怕要从1.62万亿的信贷增长里面寻找了。
央行的信贷扩张政策是反通缩的产物。但在信贷扩张之后，央行到底是以反通缩为主，还是以维持币值稳定为主，还是观望前期宽松政策的后效？一概不知。可以明确的是，央行以后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全都于理有据。
中国的利率政策重要吗？在国内来看，有时候并不太重要。笔者一再强调，我国目前金融系统的症结不是存贷款利率的问题，而是资金配置效率问题。我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并不高，但此次信贷资金的流向，和民间借贷利率远高于金融机构借贷利率的现实，显示我国资金配置效率仍然令人担忧。虽然银监会公布2008年银行贷款质量良好，信贷扩张虽然是稀释呆坏帐的传统法宝，但未来呆坏帐仍然让人担忧。
一个高效的经济体需要正确的资源配置渠道，在目前的资源配置体制下，央行要减少或者扩大信贷规模是容易的，但建立一个市场化的信贷体系十分困难，一些官员将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增加，混同于市场化，进一步混同于市场效率的提高。正因为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利率常常成为强大的利益团体之间博弈的工具，在存款者与贷款者之间，金融机构与大型国企之间，在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之间——事实上，站在中央财政的立场，利率高低不过是资产在金融机构和国企、政府项目的分配。
央行官员与其一再强调央行利率政策的正确性，不如花大力气解决中国资金的配置效率问题，这样才能与市场化的经济体制配套。
从国际市场而言，中国利率政策又很重要。我国的利率小心翼翼的与欧美市场的利率保持着同步的升降，在全球泡沫泛滥时可以防止外资涌入我国，在全球泡沫崩溃时，防止外资过于迅速地撤离我国。归根到底，是为了保障汇率的稳定，避免让出口导向的实体经济大起大落。易纲先生所举的我国的利率与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相差不大的例子，适足以证明，中国的利率主导权通过汇率的高低，间接被欧美投资者所掌握。
不一样的是，我国的存贷款利率由有关部门主导上下有限浮动，与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更加接近，而中国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较为市场化，与美国存贷款利率更加接近。美国我国是通过调控终端利率，力求契合美国的市场利率，让人痛苦的削足适履过程，再次印证高效的市场主宰货币价格。央行如果能够逐步让中国货币政策走向独立，那就是最大的功劳。
以跟美、英利率差距作为调控中国利率的理由，是不恰当的，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中国经济走出率先复苏轨道之机，利率政策却不反应中国实体经济的需求、不能反映中国资金的价格中枢，说明从货币到实体经济思路，还没有摆脱出口导向。
希望易纲的话，反映了央行对于中国本土市场的尊重，而不是单纯为了卸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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