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金融市场与投资行为话题之一 无论在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实物借贷早已存在，即“信用”这一金融学的基础关系在早期人类社会即已存在。而当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从普通商品中分离出来，并作为借贷的载体以后，金融出现了。在现代企业即公司制企业出现以后，诸如股票或债券等一系列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出现，更使得金融世界变得越发的绚烂多彩。 然而，金融资产本身并不是社会财富的代表，金融活动本身也并不创造财富，它们对社会经济的生产能力并没有直接的贡献。一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最终取决于该社会经济的生产能力，即为社会成员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金融资产及金融活动对社会经济的生产能力只有间接的作用，我们却不能低估这“间接”的作用。 金融手段催生了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公司制企业通过一系列的金融工具带来了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通过公司提供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便利了投资的进入。由于金融资产的所有者对利用该资金的实体创造的利润或收入有要求权，因此金融为持有某种金融资产的公司或个人带来财富。 公司形式与公司治理--让投资者爱恨交加 现代大生产涉及多种具有不同利益的主体。由于管理和控制是比较典型的需要专业化的领域，因而投资者会把他们的资源委托给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来控制。在进行这种委托时，投资者会在以下两者之间进行比较权衡：由专业化管理所带来的预期收益；由利益不一致引起的代理成本和所投资源可能被浪费的风险。因而投资者需要某种保证，以确保他们的利益得到保护，而这种保证通常采取法律，合同，酌情处置权，以及非正式协议等形式。这套实施对资源进行控制的制度机制，就是对生产过程进行治理的实质所在。 按照这种一般定义，治理问题会出现于任何将分工扩展到管理和控制的经济。然而，治理的制度机制会随经济体制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指令经济完全依赖于行政控制机制。资源通过命令和合同来组合，法律起不上重要作用，各方自主权有限，政府审批所有的相互活动，风险和收益均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化。结果是物质刺激不大受重视。相反，市场经济则主要通过各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和自愿签订的合同来配置控制权。国家为私人协议提供法律和制度框架，以及实施这类协议的机制。这种体制是灵活的和有活力的，当企业根据各自的特殊环境来组合治理结构的基本要素时，在一个共同的法制框架下就会出现不同的治理结果方案。 公司形式的出现就是要解决激励，监督和信息问题，或者说治理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与为联合生产之目的而进行的交易过程相伴而生的。公司就是一套用以分配收入和控制权利的合同。它发行股票以获得投资。股东承担经营失败的风险并有权获取成功的边际报偿(the marginalre wards of success)。股权投资者最后得到支付，排在债权人，雇员和其它“固定”收益索取人之后。在支付了所有“固定”收益索取人之后，剩余部份全部归股权投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股权投资人拥有剩余索取权(residualclaim)。在正常情况下，股东的风险以他们所投入公司的资金数量为限。作为剩余索取者，股权投资者承担他们自己决策的盈亏后果，因而具有监督其它参预者和做出有效决策的积极性。因此，只要公司信守对固定收益索取者的承诺，那么把控制权配置给股东就是有效的。然而，当亏损开始侵蚀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时，有限责任会对股权持有者产生一种负面激励，从而威胁固定收益索取者的利益。因此，固定收益索取者有动力去监督此类股权代理成本以防止使公司承受过大风险的行动。
所以，公司形式体现了公司治理的基本结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股东和固定收益索取者的相互监督问题。公司治理因而可以定义为这样一套工具或机制(比如合同，法定权利和市场)，它们可以被股东用以影响经理以实现股东股票价值最大化，可以被固定收益索取者，如银行和雇员，用以控制股权代理成本。股东的主要机制是董事会，直接的股东积极参预，以及公司控制权市场。固定收益索取者如银行和雇员则主要依赖详细的合同和破产制度。所有投资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信息来保护自身利益。 因此，信息披露架构是公司治理制度武器库当中的一项关键部件。尽管这些机制的每一项都不能单独成为一个完美的保证资源有效管理的工具，它们结合在一起却可以构成一个有效的架构。如果董事会不能采取正确行动，股东积极行动便可以对之施加影响。如果董事会和股东都无力实施变革，从而使得公司的不良业绩持续不断，那么该公司就会成为收购者的潜在目标。最后，如果这些机制都不能促使公司实施变革，那么破产机制便可以用来改变所有者，改变董事会，以及重新设计合同的内容。 若干种公司治理的制度机制构成这样一个体系，它能通过交替使用各种不同的控制工具而有效地改变公司的行为。各种公司治理工具在孤立状况下可能都是不完善的，但是它们组合在一起，却能形成一个有力的制度结构。同时，个别工具的严重缺陷也可能会葬送整体结构的有效性。例如，对债权人的权利缺乏保护必然会在股权融资的成本和股票价格中反映出来，并将削弱股票市场的约束作用。公司治理的各种工具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参与者使用这些工具的利益动因。有效的监管一般以这些动因为基础，通过增强其中一些动因而弱化另外一些动因，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制度。如果没有市场和激励机制的支持，对规章制度的过分强调可能只能带来形式上而非实质上的胜利。 金融资产通过公司形式和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得以促进现实世界财富的创造。而这也使我不得不引出第二个命题--契约精神是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和金融得以迅速发展的基础。 契约精神是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和金融得以迅速发展的基础 人类思想有三大源泉：即在中国，一直以来奉行中庸的儒家思想，它往往缺乏对人们行为的制度约束；在西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继承并遵循着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古罗马的契约精神。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对财产和契约等做了细致的论述。现代西方文明其理性和契约这一独特的基础是在地中海周围地区的古代形成的。地中海地区是最早承认个人有权支配得到认可的私人领域的地方，这使个人能够在不同团体之间发展出密集的商业关系网。在共和国时代的最后年代和帝国时代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在深深卷入商业利益的元老院成员的统治下，罗马为世界提供了建立在个人财产绝对观念上的一个私法楷模。“希腊--罗马的世界从本质上说显然是个私人所有权的世界，从几亩耕地到罗马贵族和皇帝的巨大领地莫不如此，也是个私人贸易和制造业的世界”（芬利，1973）。休谟明确指出了这些思想和自由的关系，以及一切人的最大自由要根据三条“基本的自然法则”，即“所有权的稳定、其转移需经同意以及信守承诺”，对每个人的自由进行平等的限制。休谟明确认识到，根据“事后判断的公正，或对别人财产的尊重、诚实，或信守诺言，已经成为义务并成为支配人类行为的一种权威”，使自然的道德本能“受到制约或限制”，才会使普遍自由成为可能。 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在这一系列“契约”中包含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在“契约”的约束下，企业对包括股东、员工、顾客、供应商与销售商、社会团体、政治家以及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负有多重责任。 中国作为文明礼仪之邦，诚实守信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信”的思想源远流长。《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对于“信”，孔子反复加以强调。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要是不讲信誉，那就不知道他怎样处世为人。至于自先秦诸子以来，历来思想家关于“信”的论述，更是不胜枚举。古代贤哲强调诚信作为行为规范，把道德约束视为保持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力量，是不可变易的至理名言。然而，把守着中庸思想的现代中国实际上却缺乏足够的对“契约”的有效保护。关于财产权的法律、关于公司的法律等等，仍然都不完善，甚至既有的法律也无法执行。 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使得“契约”关系中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对于现代企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使得企业的管理任务变成一种越来越困难的平衡活动。它也激励着我国企业管理团队更有效率的管理公司。 更重要的是，对“契约”的重视和切实的法律保护，使公司治理机制得以发挥作用，并进一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创新，从而促使企业不断提高价值创造的能力。 未来永远是不确定的，你要投资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团队 《全球通史》中写道：“人类祖先的演变发生在有四次大冰期和三次间冰期的更新时代。当时急剧的环境变化迫使所有的动物必须能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能否适应的关键不是取决于蛮力，也不取决于耐寒的能力，而是取决于智力的不断增长，取决于能否运用其智力使自己较好地适应环境的需要。当然，这也就是人类所以能在地球上居于无可争辩的首位的秘密。首先，人类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人类与长臂猿或北极熊不同：长臂猿双臂柔软细长，只适应森林生活；北极熊白色的毛皮很厚，只适应北极环境；而人类，决不是只适应一种环境，相反，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是通过自己的大脑，人类利用自己的大脑能适应一切环境。” 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人类经历着一场喧嚣的、前所未有的变革，各种变革紧密的交织在一起，从信息的数字化到全球电子网落的发展，从计算机能力的迅猛提升和带宽容量的急剧扩增到互联网络的出现和飞速发展，从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到克隆技术的突破，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带来了区域组织、国家以及企业组织的不断变革，组织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变化趋势从未减弱，并愈演愈烈，组织变革的浪潮也从未停止过。 在人类进入21世纪后，在日益全球化的新经济中，一家公司能够比其竞争对手更快的掌握新知识的能力将是其唯一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此处掌握新知识指的是技术创新。但光掌握新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将技术创新上升为企业文化的创新，还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这种创新依赖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团队。 研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我们会发现这些企业的成功因素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十分重要。公司之间在组织和实践方面存在的许多显而易见的差异在细致的研究之后发现实际上具有相似性。起源或规模迥然不同的公司不仅对创新所持态度极为相似，而且还采用极为相似的组织结构和战略以便实现创新和创造的目的。他们在其创新的战略方法上均具有相似性：都拥有强有力的领导者，非常清楚创新对于公司的意义；都具有长期的投入作为后盾；都采用有助于创新的组织结构，尤其是通过改进信息共享机制；而且都实行支持共享行为的奖励结构。 杰克·韦尔奇认为，管理的关键并非找出更好的控制员工的方法，而是营造可以快速适应市场动态和团队合作的文化机制，给员工更多的权力与责任，让员工与管理者实现互动。美国康柏电脑公司董事长本杰明"罗森指出，正是由于韦尔奇对该公司酌企业文化作了成功的改革，创立了快速适应市场动态和团队合作的文化机制，使GE成为企业界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