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家公司管理得越好，员工的自我利益就越是只能通过集体利益和公司利益来实现。 前些天读到一个网友的感慨，说是中国很多影视剧里，演奴才似乎成了香饽饽，很容易出彩。到底是演员演技高超，还是中国人特别喜欢当奴才的感觉呢。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寒而栗。我的博士论文里有一章分析所谓的家臣战略(vassalstrategy)，讲的就是奴才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情况。 我用“vassal”这个词，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与现有的英文文献的连续性，一方面也是因为英文中没有更好的表达这个有复杂涵义的词汇，“flunky”(势利小人，阿谀奉承者)比较相近，但其词根“flunk”的意思是失败，而在中国文化中，采取这种战略的人却往往非常成功。在充满封闭网络的领地型文化（fiefs）中，家臣是那种特别善于通过为领主(lords)提供服务而达到自身目的的人，他们在领地文化中起到核心和枢纽的作用。用网络语言来说，家臣是那些在有权势的行为人周围拥有小、紧密而且——这一点最重要——等级森严的人际网络的人。 家臣的一个定义性特征是他们在领主面前自我贬损的倾向。对领主的尊敬和忠诚，甚至是奴性，是这种个人发展战略的根本。家臣们为了给领主留下良好印象而采取的种种行为，其心思深密所达到的程度，往往是个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人们一般把家臣的这种行为模式称为“拍马”。它含混地指瞄准领主的、为了从这些有权势的人那里取得好处的、有广泛谱系的一整套行为。其内容可以包括从真心的体贴、微妙的读心术到赤裸裸的吹捧，还有，更极端的情况下，自愿当替罪羊为领主顶罪等。
西方文献中很难找到可以与我们的“拍马”相提并论的概念。有一些不太主流的关于印象管理的文献用“迎合”(ingratiation)这个概念来指类似的行为。日常用语中，美国人用“applepolishing”“boot-licking”“brown-nosing“等词来形容类似行为，它们与拍马的概念看起来仿佛是一回事，只是量的区别，但量变也会引起质变，其真实的区别恐怕比看起来还是要更大一些。 张素华在《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描述，1962年１月为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而召开的县委书记以上的“七千人大会”上，在刘少奇指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后，林彪仔细揣摩毛泽东的心理，放开事先准备的讲稿，作了一个别有用心的发言：“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在后来搜获的私人笔记中，林彪这样自陈心迹：“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至于自愿当替罪羊，汪朗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说是当年越王勾践战败后，被迫在吴王夫差宫中打工。一次夫差生病了，勾践为了让夫差确定病情，早日康复，主动申请尝其粪便。这一招果然管用，勾践很快就继续做他的国王了。不过，从此落下了口臭的病根。“这下便有些麻烦。一国之君，满嘴喷着臭气，下达的指示再冠冕堂皇，也少点正经味儿。幸亏大臣范蠡想出个高招，‘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乱其气。’大家都吃点蕺菜（岑草），要臭就臭到一块儿，省得让老大一人难堪。这才是真正为领导排忧解难，后人当深刻体味之！” 从读心术到奉承术，我访谈的很多经理人在这方面都颇有见地： “你得知道你的上司真实兴趣在哪里。而且，你怎么知道老板的兴趣就一定跟你认定的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事实上，情况往往不是这样。” “奉承需要在最需要的时候，用一种最恰当的方式。例如，把老板介绍给外人的时候，用恰当的词语，以恰当的方式当老板有一个观点时，用一种恰当的方式表示你对他的观点的支持，当然不要太直露。” “例如，上司有一个方向，但未必是大家都认可的方向，你要特别洞察老板的心理，表达自己的支持，或者制造一种往这个方向走的气氛努力让这方向看起来像那么回事。” 被奉迎者自己多半也是家臣出身，他们对周围这些人的各种巴结手段及目的，自然是洞若观火，私下里甚至还鄙夷不已呢，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这些奴才的提拔与重用，原因很简单，重用这些人是被奉迎者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最好方式。当然，这种情况存在的程度肯定是与一个公司的管理水平成反比的：一家公司管理得越好，员工的自我利益就越是只能通过集体利益和公司利益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