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章良，祖籍福建，是国际上首批成功地将大豆储藏蛋白的基因转入茄科植物中的科学家之一，并因此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青联副主席、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生物技术项目主席，国际植物病理学会植物分子病理学及生物技术委员会委员等。曾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全球100位青年带头人之一。
6月17日，第五届“6·18”主要活动之一“中国（福州）现代农业发展国际论坛”在福建会堂举行，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以农业生物技术产业进展及其困难为主题首先发表演讲，重点阐述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进展及困难。会后，本刊记者就如何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这一问题请教了陈章良校长。
记者：有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取得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但转化率只有30-40%,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仅为48%，比发达国家大约低30多个百分点。陈校长您认为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章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实验室和农田脱节。也就是说，研究人员研究的课题、成果往往不一定是农民需要的，用得上的；而农民需要的，实验室里没能及时给予研究，实验室和农田之间的这条线一直连不起来。比如，种植橄榄的农民可能知道做橄榄油很赚钱，但并不是每种橄榄树品种都可以做橄榄油，应该种植什么品种的橄榄树才能通过做橄榄油而获取较大的利润，农民不但不知道，而且也不懂得应该找谁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知道这方面的信息，但他们并没有和农民交流，不知道谁需要这方面的信息，谁可以把这样的信息、成果转化成现实利润。
农业大学的教授、研究人员大多更喜欢做实验室工作，而不肯做大地的工作。我们农业大学有一句俗语，“论文要写在大地上，成果要留在千万家”，这样的口头语念起来特别好听，但又有几个教授、研究人员真正愿意把论文写在田头上呢？大家总是更喜欢在实验室里做DNA什么的。所以，实验室和农田也就存在脱节了。
二、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系统相对比较薄弱。我们知道，推广系统在很多国家都是由政府出资构建的，技术推广员是政府的公务员。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技术推广员是要把实验室的成果，把教授们的成果，把新的品种告诉给农民，所以他的任务是帮助国家让农业发展起来，他理应是公务员。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农牧技术推广站，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前几年的推广站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况，有人夸张地概括为“线断、网破、人散”。为什么呢？没钱啊，推广站的工作人员在做技术推广时发现自己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采用的是差额拨款的政策。为了自己的工资，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保证自己的收入，这些推广员只好开始自己育种，开始自己培育新的农牧品种，或者向别人买来种子，再卖给农民，从中赚取差价。如此一来，问题就产生了，差价高的很可能不是品质最好的，但一些推广员为了赚钱，可能会向农民推荐。其实，这已经不能称为推广了。推广员是不能挣钱的，是要为政府做事，应该是国家的公务员。
三、大学和研究所没有推广人员或推广人员不够。在美国，政府是没有专门设推广人员的。但美国有推广人员，而且这些推广人员必须是大学教授。在美国，每一个州基本都有一所农业大学，这些大学的名字可能不叫农业大学，也有一些已经改为综合大学了，但还是设有农学院。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这些大学叫“赠地大学”。1862年，美国开始实施《赠地法案》，联邦政府无偿将公共土地捐赠给各州政府，用于建立农业和机械大学。但同时规定，这些大学必须服务于这个地区的农工人员。怎么服务呢，这里有很多的措施，其中包括有一条，就是这些“赠地大学”必须有教授专门做推广。因此，在美国，有不少教授一年中是有６个月在农场工作的，另外6个月才在大学里上课，做研究。6个月在农村，他就知道农民要什么，知道目前作物流行病是什么，这些教授回到学校后就开始做研究，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和其他教授合作一起解决。这些人给学生上课也很好，因为他们有很多知识是直接来源于农场的，他们可以很有针对性地将实用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在美国，这些教授推广员的工资由学校支付，而在农场期间的生活补助则由地方政府按公务员标准给予补助，这样的机制就很好，我们国家目前没有这种机制，但相信也很快会有相当的政策出台的。四、规模化经营太少。目前，我国农业的现状大多还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体制。可能他家里有10亩地，他也知道我们中国农业大学有一种新的品种可以让他的农田亩产增加10%，但他一样不会对此有兴趣。毕竟这增加的10%对他而言并没有多少，可能还不够他往返北京的车旅费。但如果他不是一个只有10亩地的农民，而是一个拥有10万亩地的农场主呢？那就会出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形，他肯定立马跑到北京来与我谈合作。对他而言，10%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了。从这一点而言，规模化经营也是能够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
记者：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国家目前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陈章良：总的来说，我国已经注意到以上我分析的这些问题，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也在探索之中，相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这一面貌很快会得到改善。
今年中央1号文件就明确要求加大力度建立农业推广站，保障农业推广站科技人员的收入。像美国那样由教授担任推广员，我们也在做。去年，我们学校就设了10个专门的推广员，他们专门针对北京的蟠桃做技术推广，今后，我们学校还将根据地方需要建设专门做板栗、苹果等农产品的推广员队伍。其实，在高校里设推广员，以前国内也有过，但这些推广员的待遇不高，更关键的是职称评不上，因为他们没有论文。我们学校这次从各方面给专设的推广员予具体改善，也解决了不能评职称的问题。去年，我们就给2个推广员评了教授职称。其中一个是在邯郸工作了17年，他专门从事蟠桃新品种和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虽然他没有学术论文，但邯郸人民感谢他。现在，邯郸的蟠桃已经成为一个大的产业了，在他带领下，有多少邯郸果农致富！对于这些专门做推广工作的，我们在评职称时不再问论文，只问干了些什么，推广了什么品种、技术，带领多少农民致富，有多少农民找你。
去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该法将于今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相信这也会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