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奢侈品协会会长成东耀指出，在国内，消费主要集中在外国品牌上，中国几乎没有自主品牌参与竞争，目前，我国的奢侈品市场几乎全部被国外品牌包揽，我国的奢华消费实际上就是西化，这与我们没有称雄世界的顶级品牌有关。不要说国产名牌，就算是“中国制造”的国外品牌也使其身价下降。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本土奢侈产品，中国本土具有很好的奢侈品品牌生长的基因：做一套西装上万块的永止裁缝，高档的红木家具，还有那些在中国历史上与皇家相关的贡品，比如，南京云锦等，但由于缺乏“走出去”的战略眼光和品牌宣传手段，使得我国本土的奢侈产品不被外国甚至本国国民所熟悉和热爱。 中国的奢侈品市场正在吸引许多外国奢侈品品牌商们的眼球，遗憾的是中国奢侈品却缺位，还没有引起中国本土企业家的足够重视。 市井里的珐琅厂 从北京南二环的景泰桥向南，用不了10分钟车程，马路右边有一处很不显眼的院子。 院子南侧是一家快捷酒店，再向南则是熏肉铺和沙县小吃。马路对面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居民楼，一层被改成底商，售卖烟酒，旁边是自行车修理铺，修车的师傅正和人下象棋。再向南是施工中的地铁14号线，夜深人静时，有工程车辆在那边进进出出。 院子不大，里面只有两栋白楼，呈“L”形排列。门口的墙上镶嵌着郭沫若手书的几个金色大字：“北京市珐琅厂”。3月，珐琅厂举办开放活动，《中国连锁》记者有幸参观景泰蓝的整个制作过程。 景泰蓝又称“铜胎掐丝珐琅”，起源于元朝，盛行于明朝景泰年间，是最具北京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制胎、掐丝、点蓝、磨光，景泰蓝这项已经延续了600多年的工艺，有着独特的手工艺术之美，从手工打造胎型，手工在胎体上描图、掐丝、粘丝、焊丝，手工点润珐琅彩3至4遍，八次600度至800度的高温烧制，手工打磨光等，处处体现着制作者高超的技艺之美。从形状各异的紫铜胎体，到色彩明快的景泰蓝，共要经过4道工序。每个工序都有很多细节，所以每件景泰蓝作品需要3至5个月才能完成。叶圣陶有《景泰蓝的制作》一文，描述了景泰蓝的制作工序，堪称说明文的典范，曾入选初中语文课本。 早年的作坊里都是师傅带着徒弟拓样，口传心授。清朝道光年间，景泰蓝制品受到西方人青睐，开始作为重要商品外销。1937年因战争爆发，外销中断，许多珐琅作坊倒闭。1956年1月，由42家私营珐琅厂、造办处（专为皇宫制造）、作坊合并成立了北京市珐琅厂，生产“京珐”景泰蓝。 到上世纪80年代末，珐琅厂生产的景泰蓝制品几乎全部出口，销往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占全国景泰蓝出口总量的70%以上，年出口额从建厂时的几十万美元，发展到80年代超过千万美元，是当时北京出口创汇的大户，在北京整个工美行业名列前茅。不过那时候，珐琅厂的产品就是景泰蓝的代名词，人们的还谈不上有品牌意识，只知道景泰蓝，不知道“京珐”。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景泰蓝销售市场由国外转移到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对景泰蓝艺术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京珐产品从上世纪70年代的350余种，发展到现在的2000多个品种。不过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目前市场上有80%的景泰蓝属于粗制滥造，与我们精美的景泰蓝根本没法相比。”北京市珐琅厂的管理者对记者说：“我们没有直营店、没有代理店，完全由自己生产、销售，实行以生产企业为销售基地的经营模式。” 景泰蓝指的是一种制作工艺，而不是一个品牌。珐琅厂的产品品牌是“京珐”，目前市场上存在一些山寨产品，以次充好，侵害了“京珐”的品牌价值。为保护知识产权，北京市珐琅厂挑选了各个时期的景泰蓝产品，对20多个造型申请了专利。珐琅厂希望客户能走进生产车间，参观、体验整个景泰蓝的制作工程，其用意也正在于此。 而外面的景泰蓝远远不及珐琅厂的产品精致，可是无论哪一家的产品都比“京珐”卖得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老壶卖不过新壶 据加拿大《星星生活》周刊报道，日前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当代壶艺大师顾景舟制朱泥文旦素壶拍出39万加元（约合人民币243万元），大大高于估价1.5万加元，刷新了海外紫砂壶的拍卖纪录。 通过千百年来的实践，人们发现，用紫砂壶泡茶，茶味隽永醇厚，由于紫砂壶能吸收茶叶汁，用的时间愈长，泡出的茶水味道就愈好。从明武宗正德年间以来紫砂开始制成壶，名家辈出，500年间不断有精品传世。制作紫砂壶的高手、名家、大师也就一个个走到历史的前台，他们的名字和业绩与紫砂壶的兴衰交织在一起。
紫砂壶的制作都由手工作坊完成，几百年来极其注重师承。据说紫砂壶的创始人是中国明朝的供春。供春传时大彬、李仲芬。二人与时大彬的弟子徐友泉并称为万历以后的明代三大紫砂“妙手”，这是第一期时代的紫砂壶大师。第二期紫砂壶大师为清初人陈鸣远、惠孟臣。近代的紫砂壶多为小壶，孟臣壶就是小壶的代表。第三期紫砂壶大师是清代中叶嘉庆、道光年间的陈鸿寿和杨彭年。再后来战乱频仍，紫砂壶的制作水平出现下降。更多的是因循守旧，很少创新，制作工艺也日渐草率荒疏。当代的紫砂大师，首推顾景舟老先生，其他如任淦庭、吴云根、朱可心、裴石民、王寅春、蒋蓉等，也都是现当代紫砂界的代表人物。 不过顾大师的作品好则好矣，却毕竟是当代作品。而在2012年宁波一场艺术品拍卖会上，一把清代邵文元款一粒珠紫砂壶以8500元低价成交，一把清代周发祥款乾隆八年制紫砂壶以2.3万元底价成交，更多的款有清代名家刻款的紫砂老壶纷纷流拍。这是怎么回事呢？ 新老壶价格倒挂已成不争的事实。例如清代制壶名家邵大亨，他是顾景舟最为推崇的大师，而目前邵大亨的老壶的价格只是顾景舟的三分之一。 明清二朝的壶由于存世量少，一般人是很难看到的，即使在各大博物馆也不多见。因为稀少的原因而受到藏家的追捧，价格一路看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市场上就出现了很多仿品，特别在民国年间，出现了大量的仿制款，且制作精良，很难辨别。在鉴定方面是比较难的，可以说目前市场上流通的明清款紫砂壶大都是民国时期仿制的，仿制者多是当时的制壶高手。所以有时候老壶东西很好，但是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流传来源，藏家也不敢出手。 宜兴紫砂成为奢侈品的一大障碍，就是真假难辨。 比如目前国家认证的宜兴65名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和55名高级工艺美术师属顶级大师，其作品为当代壶器的高峰。虽然大师数量有定论，但是大师产量却无法统计。因为紫砂制作仍保持家庭作坊、手工制作，加上资深玩家上门求壶、带着图纸上门订制、玩家间赠予和壶壶交换等独特的流通方式，使得紫砂壶年度产销量无法弄清。 纯手工制宜兴紫砂壶是稀缺品，一个普通技术工人的纯手工壶都在几千元，即便价格贵，还不见得保真，很多人还会用机器壶或者半手工壶冒充纯手工壶，普通收藏者根本无法分辨。而要去宜兴找大师买壶，对普通收藏者而言更是不得其门而入。 内联升百年传承 漂亮的男模特扮演手工匠，低头制作鞋履——这是路易威登的平面广告，高级手工的价值被定义为奢侈的本源。但是在中国，也同样有人愿意用一针一线，重塑被工厂流水线倾轧掉的对手工的尊重。它就是内联升。 尽管位于前门大栅栏的总店每天下午都有师傅现场表演手工制作布鞋，但是如果不是接受《中国连锁》记者的采访，何凯英师傅并不会到总店来。作为内联升制鞋工匠中的泰斗级人物，实际上他已经很少亮相了。 何师傅属羊，今年58岁。只见他扎上围裙，戴上眼镜，拿起鞋楦，放在膝上，又摸起一片鞋帮，并没有怎么细看，径自用小锤钉了起来。 1980年，何凯英子承父业，从天津的乡下来到北京。而他的父亲，同样是内联升的一个老职工。当时一个农民能够接班到北京，又有工作又有户口，无疑是极其珍贵的机会。何师傅从学徒做起，一做就是30多年，很多和他一起进厂的同龄人都忍耐不了寂寞，先后离开了。今天在内联升能有他这样水平和资历的老师傅早已是凤毛麟角，所以每当有国家领导人或外国元首订制布鞋，都由何师傅亲自出马。用内联升内部员工的话说，就是“何师傅见过大世面”。 内联升创建于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创始人赵廷早年在一家制鞋作坊做学徒，后创办了“内联升”鞋店。“内”，指宫廷；“联升”，联络大内，连升三级之意。主要是打坐轿人的主意，为皇亲国戚、朝廷文武百官制作朝靴。当时赵廷根据文武百官的靴鞋样式、尺寸及特殊需要（如脚疾或畸形）记录，将搜集到的顾客身份、籍贯、官职等背景资料分类汇总编辑入册，根据顾客需要进行各种朝靴和各类布鞋的个性化制作，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京城名噪一时的《履中备载》，官吏名流将能够进入《履中备载》视为一种荣耀。这种营销模式的创新，不仅令内联升的生意兴隆，商誉鹊起，也确立了内联升在京城商号中的核心地位。当时一双朝靴的售价是50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普通老百姓一年的收入。民国时，朝靴已无人问津，改弦易辙始做民间便鞋、千层底布鞋、老头乐布鞋等，形成以男式布鞋为主营的方向，转官用为民用。解放后公私合营，内联升迁至大栅栏内，店址扩大五倍。2006年，内联升获“中国布鞋第一家”称号。 何师傅还是内联升创始人的同乡。“事实上，做成一双鞋不难，一周左右的时间也就够了，但是要做好一双鞋就非常难了。”虽然已经缝制了30多年布鞋，但是何凯英依然用心对待自己经手的每一双布鞋，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制成的布鞋已不仅是一件商品，更是自己用心打造的艺术品。 一个熟练的工匠，如果完全由自己完成所有的制鞋流程，那么一周时间能做两双。因为布鞋的制作工艺严格又复杂，光鞋底就有30多层布，需要一针一线手工缝制，一个成年劳力一天只能纳一只鞋底，一平方寸81针，一只鞋底就是2100针。手工制作讲究的是针细线粗，麻绳把针眼堵死了，鞋底才会更结实；但在机械环境下，针细扎不动鞋子，针粗力大又容易把麻绳拉断，所以机械制造的布鞋和手工布鞋的质量和感觉截然不同。手工制做一双布鞋的大小工序加起来有80多道，要是和师傅整套学下来需要3年多时间。而如果要做出真正的精品鞋，至少还要制作1000双鞋子才能达到。 这样的手工布鞋，成本和百丽的皮鞋不相上下，可是百丽一双鞋可以卖到1000元，而内联升的手工布鞋一双只能卖到300元，再高的话，销量就会受影响。在动辄上千家门店、销售额几十亿人民币的鞋服行业，内联升的扩张速度和体量并不算大——目前在北京只有5家直营店，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加盟和经销等销售网点200多家。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内联升的布鞋也是按工序批量制作，工厂的一线员工有1000人。 蔡文科很庆幸能拜何师傅为师，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蔡今年34岁，是何师傅三个徒弟中的一个，已经跟了他好几年。“我最早到内联升应聘的是销售，后来觉得做鞋更是一门技艺，就拜师了。”蔡文科最高兴的事，是曾经给自己的女儿亲手做过一双内联升布鞋，他无疑是那种性格内向的人，一个人埋头做鞋更令他心情愉快。 令人欣慰的是，内联升的管理者已经认识到内联升的老布鞋不仅仅是传统式样的老布鞋，它应该能够和LV、Prada这样国际品牌站在一起，成为一个代表中国鞋业的高端时尚品牌。 在第五大道CEO孙亚菲看来，奢侈品品牌的诞生与企业的理念密切相关。“中国的品牌商开始在借鉴一些国际上的做法，来培育我们的品牌，而不是做一些急功近利的短期销售。比如被中国商人收购的意大利品牌POWERLAND和鄂尔多斯，都在做一些尝试。中国有这样一个市场，假以时日，经过文化、理念的培育发酵，中国一定会出现自己的奢侈品品牌。” 景泰蓝指的是一种制作工艺，而不是一个品牌。可以说景泰蓝至今仍旧缺乏主力品牌；紫砂陶壶固然享誉中外，但正如常言所说，壶是人养出来的，紫砂陶壶目前只成就了陶艺大师的个人品牌，仿品赝品比比皆是；目前内联升已经重新树立了自己的品牌，眼看就要撞到奢侈品的终点线了。从文化底蕴上看，中国的很多传统商品并不缺乏奢侈品的潜质。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本土奢侈品品牌集体失语呢？ 中国奢侈品协会会长成东耀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从历史上来看，中国虽然不缺乏奢侈品的生产，但一直是维持在小作坊规模的生产水平上，或者是专供皇家的御用之物。由于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和外敌入侵的影响，奢侈品生产工艺、生产技术和相关的技术人才很难持久存在并发扬光大。 其次，中国古代的奢侈品往往同时兼有艺术品和投资品的功能，但大多没有形成自己专有的字号或者品牌。当然，也有一些奢侈品有很响亮的产地品牌，例如四大名绣、四大名砚、景德镇瓷器、和阗玉、蓝田玉等等。 最后，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施计划经济，中国在很长一个阶段失去了奢侈品消费市场，没有市场自然也就不会诞生奢侈品品牌。改革开放至今也不过30多年时间，这对于本土奢侈品牌的形成和成长来说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