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十五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最近真是火了一把。总的来说，这部电视连续剧是不经商的人，拍给不经商的人看的“经商片”，很大气，很人情，也很有深度和历史苍凉感。整个片子的基调，对于转变当下中国老百姓对商业和商人的某些陈见，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对于中国的企业家理解商人的社会责任和“商道”，以及形成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也有一定的启发。
晋商在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十分显赫的特殊商人族群，与同时代的徽商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目标远大，并且坦然从商。晋商之所以能够把商人做得那么纯粹，这与他们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有着极大的关系。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工、商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序列，商人处于最下等，虽然富有，但却地位卑贱，与仕途官场几乎绝缘。而山西的民风却非常独特，连雍正皇帝都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是：商、农、行武、读书（见雍正二年对刘于义奏疏的朱批），这种独特的民风培养出了晋商的独特心理素质，使其对中国的“官本位”思想的反叛，是那样的自信和心安理得。所以，在中国人终于进入市场经济文明的今天，对晋商的解读，的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影视界对晋商历史的发掘，以及由此创作的各种演义，自然就比较容易吸引广大观众的眼球。 《乔家大院》的开场，是从乔致广在包头违背祖训做“高粱霸盘”失利，乔家面临破产开始的。有人说商场如战场，都是你死我活。所以，这些年来许多人把兵法引入商战，似乎成为一个时髦。然而兵法的核心“不战而屈人之兵”往往被忽略和误解，各种计谋的运用和演化却成了主修课程。其实，商战毕竟与兵战有所不同，企业家的创新空间是无限的，你死我活未必就是商战的惟一选择。非要在某一个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与同行或同事进行你死我活的拼杀，并不是商家的最高境，甚至可以说是把自己架在锅上烤的下策之举。 我们不知道乔家的前辈为什么要立下不做“霸盘”的祖训，但有一点是可以推测的：既然山西人把经商看作是为天下人谋利的事（贩茶是为了茶农，贩丝是为了蚕农和织丝工，汇通天下是为了使广大商人货通天下），那么，如果在经营战略上要刻意把自己的“相与”逼上绝路，肯定是有违商道的。因此，乔致广有违祖训的义气用事和一意孤行，必然结果只能是把乔家几代人创下的大业毁于一旦。电视剧以这样的情节开场，不能不说是一石二鸟：既创造悬念的戏剧效果，又从商道的高度给出了作品的宏大立意，并且传递给观众深刻的警示。 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最后打不下去了？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前线作战的双方士兵都知道给对方生路就是给自己活路。于是开始消极反战，而这种消极反战的结果，是导致战争进入“消耗战”，这对战争的双方来说都是无法长期支撑下去的。战场尚且如此，商场又何以要致人于死地呢？ （2006年4月6日于北大资源大厦523室） 梓林：我乃书生，对商场是什么，实无发言权。只是书读多了，就有资格来比较书上关于商场的种种说法。我发觉，凡把商场比作战场的书或文，多数层次较低。抱着争夺、分肥、独吞的心态做生意，岂能做大，做长？靠抢夺，靠计谋，靠蒙人，不过赚点小钱，一锤子买卖而已。而现代经济学的经典都主张，真正成功的商业秘诀在于共赢，互惠。中国古代有“通工易事”之说，古代希腊有“catallaxis”一词，意思都是强调，商业活动能使交易者相互增进各方的知识和财富，并提升所有参与者的福利状况，甚至化敌为友。古往今来，有许多在文化上、政治上、信仰上格格不入的社会或群体却能靠贸易彼此交往，相互联系，互利互惠。现在中日两国间的关系就很有这种味道。 你说得有理，《乔家大院》“是不经商的人拍给不经商的人看的”。我也感觉，这部片子主题先行的痕迹太重，有很强的道德说教味。因而看的时候总觉得心中无底，诸如“乔致庸真是这么个人？”“晋商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吗？”之类，每每挥之不去。 当然，文学作品，难免反映创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主张。眼下中国社会中，诚信和责任意识成为珍稀品，于是艺术家们就想借乔致庸这样的历史人偶来讲出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批评和希望。只是，过于理想化地塑造角色，难免落入“假大空”的窠臼。社会中诚信扫地，自有其缘由，不触及社会根源，一味作空洞的人格说教，不过是几千年来泛道德化社会哲学的沉渣泛起。脱离历史逻辑地拔高历史人物，不仅显得苍白和无力，也难免因功利心过重而伤及作品本身。商人应在商言商，艺术家们该在哪里，言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