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乔致庸的祖辈“贵发公”是祁县的一个普通农民。他“走西口”创下的“复盛公”商号可是不得了！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谚是“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或许正是乔家祖上积德，让后人鸿运高照！在乔致庸走投无路、一筹莫展之际，天上掉下了“林妹妹”，居然还带着50万两银子的“授信”和价值6万两银子的陪嫁，以及价值30万两银子的“玉白菜”！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乔致庸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终其一生，只要想到被他抛弃的江雪英，就心痛如割！人世间就是这样，不能让有的人把好事都占尽了，否则上帝也太不公平。
在妻子陆玉函的帮助下，乔家获得了“山西第一抠”陆老东家的救命银子，暂时度过了危机。至此，乔致庸终于腾出精力和时间来解决包头的霸盘困局了。 从祁县去包头，这是山西人“走西口”的老路，也是晋商发迹的康庄大道，更是留下无数山西青年男子情天恨海的不归之途。著名的山西民歌《走西口》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苍凉和凄楚的离别之情。山西电视台曾经以大气磅礴的交响乐和悠远辽阔的画面来表现这首民歌的内涵，让人看过之后不禁热泪盈眶。俗话说：“自古商贾多薄情”。你看乔致庸，结婚才几天，就得走了，为了什么？为了生意。生意是什么？生意就是通过交易来获得财富，而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的通性。但是，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为什么山西人尤其是平遥、祁县、太谷这一带的人，有着这样一种“薄情”而执着的商业精神，坚韧刚毅地走出口外，最终实现了富甲天下的大业呢？ 万历《汾州府志》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乾隆《太谷县志》记载：“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本地的自然条件极差，无以自养，而口外有着为数不小的驻防，以及大片土地上的众多耕种者，这就存在一个商机：大批的耕种者、军人和蒙古游牧民族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塞外的毛皮和马匹又是内地的抢手货，这为山西人提供了一个跨越空间的生存机会。山西人正是凭着这种求生的原动力，走出了一条既不是困守家园，也不是聚众造反的道路，通过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代“晋商”的伟业。而晋商的成功，无疑揭示了一个反常的经济现象：自然条件与财富之间成反比。 想如今，山西靠着丰厚的煤资源，也出了一大批靠采煤而发财的“煤老板”，但在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山西却落在了全国的偏后位置。而今天的山西商人已经不能与“浙商”相比，更别说与当年的“晋商”相比了。这种“挖坑口”与“走西口”在经济发展与人文精神上的强烈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 《乔家大院》中有一个贯穿全剧并反复出现的细节，十分令人回味，这就是每次乔致庸要出发时，都有一个特写镜头，他以山西韵味十足的口音喊一嗓子：“走嘞……”正是这一嗓子，给观众创造了一种刚劲和辽远的美感，让我们从中体味出晋商的那种非凡的胸怀和情怀。 （2006年4月7日于北大资源大厦523室） 梓林：想不到这不经商的人拍的经商片，不仅倾倒了无数不经商的人，还引得你这经商的人也文思泉涌。足见此剧真有动人之处。 黄土高原在古代也曾是中国的富庶地区，算得上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水土流失的严重，以及江南的开发，中国经济中心向南迁移，这一片高原逐步趋于穷困。及至近代，晋陕地区竟与落后挂上了钩。过去中国史学界关于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多聚焦于江南沿海的手工作坊和集贸市场，很少提到山西，盖因山西历史上农业多而工商业少。 如此落后的农业地区，能出晋商这样的巨富群体，确是令人费解。或许真是穷则思变？只是，穷和能吃苦最多只能算必要条件，成不了充分条件。况且，祈县、平遥一带属晋中，非山西最穷的地区。山西境内还有比晋中更穷的地方，却没有出富商。其间的缘由怕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 就像现在，面对温州的崛起，多少人在困惑：这么个偏远之地，既缺资源，又无通衢，还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却在改革开放后“鲤鱼跃龙门”，富甲一方，凭什么？看现今的温州商人，风头之盛不亚于当年的晋商。炒房，房价涨；炒煤，煤价升；炒国企，国企热。也曾听过不少研究者分析温州腾达的缘由，但总觉得想象多，实证少，附会胜过逻辑。对晋商，我也有同感。九十年代学界热捧制度经济学时，曾有一些人试图借制度分析之刀来剖析晋商这只老“麻雀”，但给人的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新瓶装旧酒。 对这类现象，怕是有经济学乃至理性分析够不着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