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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包头的高粱变成银子，乔致庸一方面让刚过门的媳妇陆玉函通过京城的店铺在晋商圈里放出烟雾，说朝廷要发兵攻打准噶尔部，另一方面带上20车银子和20车石头，赶往包头继续收高粱和马料，做出一付要发“战争财”的架式。达盛昌的邱天骏虽然老谋深算，但到底还是中了计，不仅把手头的银子都砸进去了，而且还从各地又调了80万两银子，以高出市面的价格把乔家的高粱和马料全部吃进。结果乔家不仅解套了，而且还净赚20万两银子。 这样的招数用现代兵家的术语叫“信息战”，也就是“兵不厌诈”。尽管乔致庸的“信息战”不够“仁义”，但比起崔鸣九勾结土匪刘黑七来逼死乔家，还算是合理合法。这在一点上，邱天骏也是一个做事有底线的人。当他听说手下人还要派蒙古武师杀乔致庸时，便厉声阻止：“乔致庸是商人，我邱天骏也是商人，你这么干，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商人斗不过他那个商人？眼下全中国的晋商都知道我邱家与乔家恶斗，也都知道乔致庸拉着银子到了包头，我们是商家还是杀手？你给我记好了，乔致庸不但不能死，而且还要保证他好好活着！如果乔致庸不明不白的死在包头，哪怕不是我干的，外人也会认为是我干的！达盛昌干了这种事，天下的商人哪一家还敢和我做生意，我达盛昌的信誉何在？没有了信誉，我还做什么商人？”虽然邱天骏思维的落脚点还是自己，但却守住了为商的底线。所谓的“在商言商”，一是不要涉足“黑道”，二是不要界入政治。因为社会是有分工的，不同的行当有不同的规则。如果要跟人玩命，那就进了“黑道”；如果要玩政治，那就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政治集团利益最大化。所以，不论是借助政治力量还是借助“黑道”来处理商业上的竞争，向来都是被商界不耻的行为。 守住“底线”不容易，但为商应该追求的是境界：即“智”、“勇”、“仁”：靠创新的智慧、靠过人的胆识、靠仁爱之心来战胜竞争对手。当然，最高的境界还应该包括“圣”和“义”：以对商道的彻悟和承担社会道义来表现一种无形的人格力量，使竞争对手心悦诚服。应该说，乔致庸在完成高粱变银子之时，仅仅只是表现出了他的“智”“勇”，而他一心要为兄报仇并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的强烈冲动，说明他还只是一个一般的商人。如果任乔致庸的性子走下去的话，那么乔家的历史真是要改写了。好在有个孙茂才，在关键的时候提醒乔致庸：“达盛昌以诈行商，违背了诚信的信条，但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属迫不得已，毕竟也算不上光明磊落！当前包头商界的大事不是推倒达盛昌，而是给达盛昌生存的机会，并利用这件事在商家之间重建秩序，再立规矩，将‘诚信第一’作为商家不能违背的信条。” 乔致庸终于听进了孙茂才的话了，从而也就走上了一条更为广阔的商道，尽管接下去会有更多的艰险在等着他，但决定其一生的追求不被历史尘埃掩没的关键一步，正是在于他放了达盛昌一码。 （2006年4月9日于中海雅园丽都阁11－A） 梓林：《乔家大院》里商人们无论怎样你争我夺，但最后都止于诚信这道“底线”，让人觉得既珍且贵，以为那时的企业家都高尚得了不得。 其实，古人，今人，大致是一样的，只是活动的社会环境大相径庭而已。乔家也好，邱家也罢，都是一个圈子中的人。所谓“天下商人”云云，不过是他们共同所属的那个大商人群体，与街头巷尾、乡间小道中的行车贩浆者肯定无瓜葛。生意再大，也得在这个相对稳定的圈子里搅和。离了这个圈子，无疑是虎落平阳，龙陷浅滩，属于找死。所以，这批大富豪之间，争归争，夺归夺，但不追穷寇，不置人死地，却是大家都需要的游戏规则。若有犯规者，圈内共讨之，共斥之。 道德就是制度，而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惩罚。那时大富商当中对诚信的坚守反映出那个圈子里惩罚机制的有效性。所以，不是乔家、邱家有多高尚，实在是不讲诚信的成本实实在在，且代价不菲，才使得晋商们虽想霸盘，却不敢肆意妄为。即使一时越轨，也总是尽快收手，“重建秩序，再立规矩”。 现在中国，全能型行政权力渗透各个领域，窒息了中国民间社会中通过长期历史演化而繁衍出来种种诚信维护机制。这个权力系统所注重和维护的利益相当狭窄，只有当人们的行为直接触犯其自身利益时，它才会施加一定的惩戒。而对与其自身利益无直接影响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个系统的反应相当迟钝，甚至麻木不仁。由此而来，中国社会中不讲诚信的代价一跌再跌，日积月累，自然是“底线”失守，诚信崩盘。当此环境，就算乔致庸再世，又能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