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论及我国传统思潮对于酒文化的影响，道家《庄子》学派则不得不谈。饮酒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是道家与儒家的共识，但对于饮酒实现快乐的方式、方法却迥然不同。比及儒家强调礼仪、合欢、中庸的现实主义主张，《庄子》学派追求自由、真我和物化的浪漫主义精神，更能打动饮酒者的内心，滋生饮酒者的情愫。因此，记者认为解析《庄子》文本中的酒道精神，以及对于后世的主要影响，对当前的酒道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庄子》一书，并非庄周一人之言，其中也有后世的假托之作。所以，本文所论及的《庄子》酒道，是以庄周为代表的道家早期酒道思想。 《庄子》文本的酒道精神 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评价说：“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艺术家由此而成就艺术的作品，庄子则由此成就艺术的人生”。《庄子》虽然直接论及饮酒的文字不多，而且《庄子》每次本无意论酒，却总是不自觉地借助饮酒来阐释哲学观点。 饮酒以乐 与儒家的酒道建立在礼乐文明基础之上不同，《庄子》的酒道是以“法贵天真”为基石。 在《庄子?渔父》中，酒成了庄子传递哲学思想最好的媒介：“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屯，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伪而晚闻大道也！” 《庄子?渔父》是一篇质疑儒家礼乐文明的经典文献，认为“真”是精诚的极点。只有内心存有自然的真性，神情的表露才是真诚。推而论之，《庄子》认为饮酒的目的是获得快乐，应当摒弃一切利于获得快乐的因素，甚至可以“不选其具”、“不拘于俗”。所以，《庄子》对于儒家以礼乐文明为基础的酒道文化提出质疑，认为在饮酒上存在着天真与礼乐的对立，过分强调酒礼很难达到“酒以合欢”的目的；认为饮酒、处丧的性情在于天真，而不是礼制；认为制作酒礼的目的是限制饮酒，是维护饮酒的秩序，而事实上“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卒乎乱，泰至则多奇乐”（《人世间》）。 在《至乐》篇，《庄子》对于礼乐文明基础上的饮酒文化进行了更加犀利地抨击。 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 有海鸟落到鲁国城郊，鲁侯认为这是海鸟礼乐教化的结果。于是以最高的礼乐待遇招待。结果肃穆的音乐和繁琐的礼仪不但没有让海鸟感受到饮食合欢的快乐，相反，却在禁欲中痛苦地死去。 醉者神全 《庄子》用“饮酒以乐”来阐释其天真的这些思想，但非倡导无节制的饮酒，而是表达醉酒的境界与“天真”想通，认为坚持天道、顺乎自然，如痴如醉、无生无死、无心无为，才是人的精神最健全的境界。而最能表达《庄子》这一主张的，就是《达生》所论及的“醉者神全”。 子列子问关尹曰：“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慄。请问何以至于此？”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语女。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以相远？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则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夫得是而穷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将处乎不淫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纪，游乎万物之所终始，一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迕物而不慴。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是以天下平均。故无攻战之乱，无杀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开人之天，而开天之天，开天者德生，开人者贼生。不厌其天，不忽于人，民几乎以其真！”（《达生》篇） 庄子认为修行到达极致的“至人”，潜行水中不会窒息，跳入火中不会感到灼热，行走何处都不会感到恐惧。这些不是靠智力、技巧和胆量，而是因为守住了至纯之气，从而具有神通。为了更好地解释“至人”的境界，他举例说，喝醉酒的人从快速行驶的车上掉下来却没有摔死，只受到小的伤害。因为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精神世界抱守合一，既没有感知到快速行驶的车子，对于坠车也毫无知觉，更不知道“生、死、惊、惧”。这一切，都是因为醉酒让他获得了保全完整的心态，进而忘却外物。 卮言 庄子认为，本真的事物最有生命力，也最能维持长久。例如在《寓言》篇，庄子就提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的观点。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卮，本是一种盛酒器，卮言，就是酒后之言。《庄子》把言论按照可信度分为寓言、重言和卮言三个等级，即借事喻理的言论，可信度为十分之九，因为假托他人；先贤长者之言，可信度占十分之七，因为有时间的局限；无心之言完全可信，因为没有成见、合乎天道。俗话说，酒后吐真言。这一点在2,000多年前的《庄子》中已经有了充分体现。但《庄子》的“卮言”，并非完全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内心世界的真实体现。在《庄子》看来，人在醉酒的状态下，真性情才能得到充分展露，本能才能得到流露和释放，才能接近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天真”境界。 醉之以酒观其侧 《庄子》绝圣弃智、道法自然，然而在《列御寇》中，《庄子》却提出了功能性极强的“观人九则”。 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慎狷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悍。故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这段文字因为载于《庄子》，所以备受争议。然而“观人九则”对后世的酒道文化的影响却非常大。对于一个内心修为极其强大的人而言，我们很难从他的言谈举止和表情判断其内心情感是否发生变化，更不可能了解其真实的思想和目的。但《庄子》认为，酒可以让人去除伪装，还原本性。假如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本真面目，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在其醉酒的时候进行观察。
《庄子》的“观人九则”，不仅成为后世观察人品和考量人才的重要参考标准，也对饮酒状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将苑?知人性》中就提出：“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伪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庄子》酒道的文化价值 “以酒体道”和“酒以道谋”是我国酒文化史上极富哲学与美学思辨的两大传统。虽然思维的二维顺序相反，但核心的指向却非常统一，即“酒”与“道”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庄子》既是这一思辨体系的发轫者，也是其第一个历史峰值。 首先，《庄子》“酒以道谋”，开启了把“真”作为美学情趣引入饮酒体验的传统。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陶渊明《饮酒》中所感慨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皮日休的《酒箴》“酒之所乐，乐其全真”，李方敬的《劝酒》“若非杯酒里，何以寄天真”，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钱秉镫《效渊明饮酒诗》“日饮一杯酒，可以全此趣”……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把“真”作为饮酒的核心体悟。 在诗人追求饮酒之“真”的背后，正是对《庄子》酒道的真切体悟。但体悟“真”趣与醉酒绝对不能划等号。北宋理学家邵雍在《善饮酒》中认为：“人不善饮酒，唯喜饮之多。人或善饮酒，唯喜饮之和。饮多成酩酊，酩酊身遂疴。饮和成醺酣，醺酣颜遂酡”。明末张岱同样认为：“不善饮酒者得其气，善饮酒者得其趣。若真能得其趣，则日夕花朝，青山绿水，同是一酒中之趣，但恨世人不能领略耳”。酒中之“真”趣得之于微醺之中，而大醉则与之背道而驰。 所以，诗人的饮酒之“真”，不能等同于常人酒后表现的真心、真情、真言，而是道法自然的最高境界。 其次，《庄子》“以酒体道”，开启了国人儒道并举的处世哲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是文人数千年来探究不息的核心话题。最典型的在六朝那个道家思想史上一次复兴与创新的高峰期，饮酒成为排解和平衡这一矛盾的核心武器。以阮籍为代表，饮酒成为竹林七贤集体化的行为艺术。然而竹林七贤的酒趣，更多地是为了在险恶的政治环境求得身体保全和人格独立的变异行为。到了陶渊明，饮酒则成为其最大的兴趣爱好。从流传下来的诗歌文集中不难看出，竹林七贤的诗文创作中很少谈及饮酒，而在陶渊明的诗文之中，酒成了必不可少的创作素材。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强大的小宇宙。当小宇宙遭遇挫折和磨难之时，饮酒成为最好的排解方式，而饮酒之后的体悟论道和即兴创作，更是国人乐此不疲的行为艺术。回望历史，这一传统对于文化艺术的影响不可忽视。王羲之在微醺状态下创作除了绝世行书《兰亭集序》；李白的斗酒诗百篇，留下了《将进酒》等气贯长虹的诗歌；就连不胜酒力的苏轼，也要在大醉之后写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有学者认为，我国的酒文化缺少酒神精神，倘若有一丝尚存，必然存在于《庄子》学派。但记者则认为，《庄子》学派对于酒道的历史贡献，丝毫不亚于以礼乐文明为主旨的儒家文化。相反，《庄子》的酒道，神人并举，反而更加接近酒文化的本质和精髓。所以说，无论是构建酒道，还是将白酒推向国际，我们不能不认真研究《庄子》酒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