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探讨为人从商之道：商道如水》
帕敦说，她在带学生的第一天，就和学生订下规矩并由家长签字认可。规矩称：所有布置的作业都必须完全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欺骗或剽窃将导致课程失败。 《纽约时报》在2月份报道时说，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女老师每天都接到十几个支持她或打算聘用她的电话。而更让我们感觉到“诚信”二字那沉甸甸分量的是——一些公司已经传真给学校索要当事学生的名单，以确保公司今后永远不会录用这些不诚实的学生。在2月上旬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中，有人对一位身着 Piper 学校T 恤衫的女生说：“不要欺骗啊。”当地一位女士对媒体的感慨代表了许多人的忧虑：今后这一社区的人出去会被人贴上不诚实的标签…… 遗憾的是，这样不诚实的标签就被贴到一个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身上。 这个中国留学生很聪明，他发现了德国售票系统的漏洞，于是总是逃票，曾被抓过3次。毕业后，他到一些跨国企业求职，全部被拒绝。他最初以为是种族歧视，后来在最后一次面试失败后，他问该公司的人事经理其中的缘由，双方有了如下的对话： “你们不录取我，是不是种族歧视的原因？” “先生，我们不是种族歧视，相反我们很重视你，公司一直在拓展亚洲市场，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 “那为什么不录取我？” “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你共有3次逃票记录。” “我不否认，但谁会相信你们就因为这件小事，而放弃一个你们急需的人才？” “小事？我们不认为这是小事。” “那也罪不至死吧？” “你的逃票记录证明了两点：第一，你不遵守规则，却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使用；第二，你不值得信赖。公司很多工作是要靠信任进行的，如果你负责某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很多职权，为了节省成本，公司无法设置复杂的监察制度，所以我们无法雇用你。而我相信在整个德国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找不到雇佣你的公司，因为没有人会冒这个险。” 诚信，实际上是个人和企业的一种资产，一种保障。 许多有过在美国或欧洲生活经历的学者或学生都能体会到，西方社会绝大多数民众，都能恪守“信”字，都有“信”是立足社会之根本的认知和行为。这样的讯息自然带到了国内，人们惊羡西方的信用环境。联想到国内某些商人的欺诈行径，有些人甚至认为，不讲信用似乎是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离信用距离很远。 其实，自古以来，东方文化就非常重视“信”，主张人无信不立。而且，东方的“信”，主要是通过道德教化，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与西方主要通过制度惩戒来进行有所不同。
春秋时期，吴贤公子季扎出使鲁国，途经徐国（今安徽泗县一带），拜会了徐国国君。徐君喜爱季扎的宝剑，但嘴里不敢说。季扎从徐君的眼神中就看出来了。因为出使鲁国，需要配剑以示国家的威仪，季扎当时没有赠送给他，暗想，自己出使回来，一定将宝剑呈送徐君。出使回来，到徐国时，徐君已死，他就解下所佩的宝剑，挂在徐君墓边的树上才离开。随从人员说：徐君已死，为什么还要送出宝剑呢？季扎随后留下了千古名言：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背吾心哉！就是说，当初我心里已经答应他了，怎能因为他已死就违背我的心愿呢？ 近代的徽商和晋商，起家和持家也都是以信为本。 《安徽通志》有记载，清代道光时期，徽商唐祁的父亲曾经借了某人的钱，结果债主说借据丢了，唐祁于是将钱如数偿还。后来有人拿着那张借据来找他要钱，他又如数照付。人们相传以为笑谈。唐祁却说，“前者丢借据确有其事，而后来的借据确是真的。” 今天一些人想必对唐祁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但是，对唐祁来说，按照规矩还钱，天经地义，根本不该想着自己吃亏与否。那个时代，商业信誉一直被视为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一支赫赫有名、盛极一时的重要社会经济力量，那就是晋商。《易·系辞》记载道，晋商在尧舜禹时代开始出现，之后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尤其到了明清五百年间，晋商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民间广为流传一种说法：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晋商。在中国的经济史上，这支队伍曾在明清年间雄踞徽商、湖商、粤商等10大商帮之首，因雄财善贾饮誉海内外，在世界经济史学界，晋商也与意大利商人享有同等的显赫地位。纵观晋商辉煌，最主要的秘诀就是两个字：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