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老员工的印象中，刘积仁只有一次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在东软产业化发展十周年庆典仪式上，一向内敛平淡的刘积仁站在主席台上，数秒沉默，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我实际是一个很倔强的人，比较执著和刚性。我要是做出决定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阻挡我，但我在很多小事上愿意妥协。”
一番再不遮拦的表白，回首已是10年岁月流走。刘积仁带领当初的东北大学计算机网络工程实验室，成长为拥有总资产46亿元人民币的东软集团。在别人眼中，这是刘积仁的能耐，而在刘积仁眼中，一切不过是自己在理想和现实间游走的意外和探险。
刘积仁：我没想到能做到今天这个样子
文/胡海卿
年少
刘积仁平日爱听的仍是“那个火红年代”的老歌。在他内心深处，似乎永远都在怀念着自己色彩绚丽的少年时代。
年少的刘积仁是个“全能型选手”。对于乐器，他能吹笛子、拉二胡、拉小提琴、京胡、弹吉他，“带响的我都能来几下”；他能画画，房间内都是一瓶瓶的颜料，“房间里画满了英雄人物的头像”；他喜欢木刻，自己刻了100多个毛泽东头像，；他把铁板打磨成匕首，自己铸模用铁水做铁手枪、步枪……
后来他又跟着一个失业了的大学老师学会了修手表、修收音机、修照相机、修摩托车。
到钢铁厂工作，他做过电工、煤气工，由于有摄影的特长，日常被安排给工人拍照片，放电影，还参加了工厂文艺表演团。
“那日子，每天都很快乐”，有的时候，厂里早起的老大妈还会看见“咱们厂小刘”早早爬起来，说是要去拍日出。
一个人对生活的乐观态度的养成，也许出于天性，也许是因为天性曾得到全面地释放。
尽管某日，沉浸在欢天喜地之中的刘积仁赫然发现，在游行的队伍中，父亲正戴着高帽被批斗，紧接着，父亲又被下放。他当时“也没有感到什么特别的难受”，“父亲在铁路上工作，见面的时间本来也不多。”
在那个造反派横行、文攻武斗的动荡年代，刘积仁的确得到了很好的“心理锻炼”。
如果真能自己做出选择，日后成为中国第一位计算机应用专业博士的刘积仁当年会选择音乐系或者美术系。
1976年，工农兵学院来到钢铁厂选人上学。在工厂里面给大家伙又照相，又放电影的刘积仁人际关系特别好，占了很大的便宜，获得的推荐票最多。
一番新的人生境界的开始，意味着向过去彻底告别。
回首自己的大学生活，刘积仁笑着感叹：“后面就全都简单了，什么兴趣啊，爱好啊，人的生活变得失去了光彩。”
1976年，刘积仁21岁，同学大都在45岁左右。第一次考试，他在班上排在了倒数第几名。
这对于以往成绩总在班级名列前茅的刘积仁来说可是不小的打击。“看来大学就是不一样啊，还有很多人比我厉害。”
“之后，除了教室、图书馆、寝室，我没有去过别的地方”，一年之后，刘积仁已经能够非常顺利地将考卷最后的两个选做题做完，“一般都能弄个115分到120分。”
求学
大学毕业，刘积仁成为了系里两个考上东北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之一，后来又继续攻读了博士。
刘积仁一直都庆幸自己在读研究生期间能遇上导师李华天。
李华天是中国最早几位从事计算机与网络研究的科学家之一。1946年，他考取了美国哈佛工程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返回祖国，参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1952年，他来到东北大学工作，后任东北大学副校长。1984年，为了集中精力从事计算机学科的发展和高级人才的培养工作，李华天决意辞去了副校长的职务。
从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到博士毕业，刘承认，李老师对自己人生观的形成起着极大的影响。
多年之后，刘积仁写过一篇怀念李华天老师的文章，文章标题为“恩师如父”。文章第一段写到：“……对我影响最大、改变我一生轨迹的人，当属我的恩师李华天教授，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与李华天相处的七八年时间里，刘积仁深深感激李老师让他获得的一种“被人信任的感觉”。
攻读李华天的博士研究生时，好不容易拿到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李华天出人意料地举荐刘积仁做负责人。“老师这样看重我，让我做项目时不由地更加投入认真。之后，我就泡在了实验室，而当时近60岁的李老师几乎一直在我身边指导我，还在家亲手做好排骨汤叫我去喝。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每到一个城市，李老师总要请我在当地认认真真吃上一顿。”
说到此处，刘积仁目光闪烁：“我还记得西雅图的那个大螃蟹，我跟李老师一人一半，把我撑得记住了一辈子。”
作为一个有学问、有地位的人，他应该具备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气质？这其中的答案，刘积仁是从李华天老师的身上获得的。
一次到广州出差，刘积仁跟随李老师去买剃须刀，出现了这么一幕。
李：小姑娘，请你把那把剃须刀拿给我看看。（日本产品）
女服务员（神情不屑）：你看清楚，那价钱是300元，不是30元。（当时人们的月工资平均在四五十元）
李：我看清楚了，我要买它，请把说明书拿给我看一下。
女服务员：全是英文，你能看懂吗！
李天华（很平静）：我能看懂，你给我看看。
“拿来一看，剔须刀竟然是坏的，李老师却一句抱怨的话都没说，出来之后，李老师反而笑着对我说，看来啊，这个社会目前还是在以貌取人啊，下次出来买东西，我得打扮打扮。”
时至今日，那幕场景仍在眼前。刘积仁说：我当时感觉到，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有地位的人，他的那种道德和品质是应该隐藏在身体里面的。“它让人不由自主产生一种尊重之情”。
刘积仁回想起自己最痛苦的日子，1986年到1987年在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做博士论文的那一年是其中一段。
“我曾经还出现，一拿起数学书就胃痉挛，疼得受不了，只要拿起报纸或者杂志，马上就好。”看着刘说这番话时的神情，不像是在开玩笑。
刘积仁一直认为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在美国生活，“我心里总是有压抑感，当时，中国人在美国是绝对的穷人。”
一个下雨天，刘积仁没带雨伞，一位美国朋友开着车到近旁，请他上车，要载他回家。刘积仁不知怎的就有了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
而自那个下雨天后，一碰到下雨，他干脆就不去办公室上班。
美国的这段经历让刘积仁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一个基本的设计，“心里憋了一股劲儿要回来做一番事业。”
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属于国家商务部下的一个研究机构，商界、学术界和政府的人员共同在其中做研究，刘积仁发现，这样一种“官产学”相结合的模式，技术转移的效率很高。这与国内的学术界跟产业界几乎完全隔离的状况差异极大。他当时就想：有机会，自己将来要做一个类似于这样的研究所，让产业界和学术界都来跟它结合，做技术转移。
转折
“东软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不是为了商业而做的，当时我们只是想弄个公司赚点钱，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回首当年，刘积仁说：那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教授谈钱总是让人有点不好意思，但一做公司，你能不谈钱吗！”
“商业中追求的是利润越多越好，关键是保持一种恰当的利润。”初涉商海的刘积仁心中困惑的是：“但要怎样才是恰当呢？”
这成了他的一个心理包袱。
这种心理还体现在， 刘积仁管自己最初成立的实体叫东工阿尔派软件研究所，而不称其为公司，但在注册的时候 ，不是公司就不能注册，这时刘积仁才很不情愿地在研究所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面是“有限公司”，但真正用的时候却很少把那个括号加上去。“当时心里就觉得公司肯定是以赚钱为目的，而我一直是做学术，做研究的，现在为赚钱而开公司，自责的心理很重。”
刘积仁硬着头皮，用北大王选的例子来说服自己。在1990年代初，王选是公认的高科技界的楷模、一个无法动摇的典型。“我对自己说，王选教授都能够下来做企业，我怎么不能做呢，我可以按照王选教授的模式走。”由于公司最初主要做的都是日本的项目，每次跟人谈项目，刘积仁也总是以东北大学软件研究所教授的身份出现，“犹如搞地下活动一般”，外人也一直没太注意东软成长的过程。
直到1996年，东大阿尔派上市。
王选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东大阿尔派崛起的随想》，文章高度赞扬了东大阿尔派发展的过程，又揭示出一个年轻企业家的性格、文化背景和个人品德对一个企业带来的影响。
“王老师跟我的导师很熟，我却不认识王老师。”被自己尊敬的老师所关注，刘积仁深受感动。他说：人的信心往往是走一步，看看反应，逐渐积累起来。他开始找到了从事实业的乐趣，“投入进去了，能够把一个东西制造出来让人们用，而且会付钱来用，是很幸福的。”
犹如心魔除尽，之后，刘积仁带领着东软前进的步伐明显变得迅速。
急进
“我自己不是一个执行力强的人。”在东软，刘积仁甚至明显感觉：“下属都不怕我。”
“所以，我需要有更多的人成为执行者。在东软，执行是一部机器，决策是另一部机器。”
回顾东软发展的轨迹，“落子为先”是刘积仁最大的特点。
公司刚成立之初，国内软件市场还未成型，他与日本阿尔派成立合资公司“东大阿尔派”，主攻海外市场，挖到了“第一桶金”。当国内电力、电讯、保险软件市场启动之际，刘积仁迅速用从国外项目赚到的钱投入到国内项目中，抢到了大块市场份额。
国家体改委《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刚刚出台，东软就完成了股份制改造，还将25%的股份分给了员工，于是东软在1996年顺利地成为了中国第一家上市的软件公司，其后三次募集资金7个亿，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博得了“犹如放了一颗原子弹般”的知名度。
1998年，在众多软件企业还在为生存而挣扎时，他又率领东软基于嵌入式软件的CT机赚了两个亿；1999年和2000年，东软在移动通信行业获得的单子“足够吃三年”；2001年，在IT产业经历严冬的时候，东软社保事业部却把业务触角延伸到了中国的100多个城市，营业额超过两个亿，最大竞争对手还不及它一个零头……
“不要以为我所做的决策都是一时形成的，决心下来之前，我几乎时刻都在经受困惑和压力。”刘积仁承认，在重大的决定下达之前，他几乎碰到一个人就会问：有这么一个事，你觉得怎么样？
对于他的一个想法是如何成型的，刘积仁曾总结：“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出现一些信号，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这其中将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偶尔，他也会对自己所做的事下一个“浪漫的注解”：“最适合做软件的人是学过音乐的。”“软件需要抽象力、想象力，需要一种宽阔的视野，更需要浪漫，需要对未来世界和空间的想象。”
但他同时也极为坚决地说：“做出了的决定，就一定得执行下去。”
如今的东软已将未来发展瞄准了三个方向：软件与服务（包括系统集成、解决方案、软件出口）、数字医疗、IT的教育与培训。
解决方案是一个需要铺面、占市场的领域，先期投入大，所需人员众多，而且产品复制能力低。仅2000年，东软为了开拓电信、电力、社保、金融证券、教育等8大行业市场就增加了1000多名新员工。此后几年，为了追求更大的行业扩张，东软只能招聘更多的人才铺路，目前东软员工总数已膨胀至6000人。
为了解决一直存在的软件人才缺乏的问题。刘积仁开始在国内首创软件园模式圈地，接着大力推进IT教育，批量“生产”软件人才。 2000年6月，东软借助东北大学资源，合作投资数亿元资金在大连软件园建立了专门培养IT人才的专业化学院，并于2002年先后在广东南海、成都建成东软信息技术学院，开展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 人员成本的增加，加上“圈人圈地”的大规模动作，东软投入的成本几近10亿元人民币。这直接造成了东软牺牲了企业宝贵的利润空间，甚至让东软在2003年第一季首次出现1996年上市以来的亏损。对此，外界议论颇多：东软是不是有点泡沫？
刘积仁心态倒是跟以往一样平和，他说：“投入大量资金进入IT的教育和培训，一来可为我们自己发展培养人才；其次，客户用到我们的软件和解决方案，也需要人才支持。”刘积仁说：“我们在用这种方式搭建与社会、客户之间的界面。东软也有责任在国内培养这个市场。”
“不担心这样大的投入最终失败？”
“我开始也就没想到能做到今天这个样子”，刘积仁半开玩笑地说。
未来
刘积仁非常乐意在东软建立一种有着明显校园印记的企业文化。
刚刚进入东软的新员工，会被指定一位“导师”，这些“导师”会像研究生院里的教授一样对其进行东软文化、工作环境和技能等方面的训练。
他非常能理解：驾驭一群人去做一个事业，是每一个人一生都在追求的梦想。现任东软集团首席技术官的方和发，曾在IBM工作了27年，就是被刘积仁一句“东软有数千技术大军，要你来统帅”的邀请所打动。
“我会放手让他们去做，一个人当别人信任他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会做出多大的事情。”
刘积仁言辞恳切：“我现在要搭舞台，我要给他们机会去表演、去犯错误，去形成自己的感悟力。无论他们能做多大或者多小，在东软这个平台上，能够实现他们的价值，是我一直想实现的目标。”
在东软的一些会议上，他经常要说出一番鼓励的话：你们是幸福的一代啊！我那时犯错误的成本只有3万元，我犯不了6万块钱的错误，而你们现在可以犯几十万块钱甚至几百万的错误，公司给你们这样的机会，好好去获得这些经验吧。
而对于公司和他自身承担的风险，刘积仁只是说：“我愿意冒这个险，因为在未来他们所能把握的空间会比我要大。”
“东软最终想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企业？”
对于这个提问，刘积仁话出婉转：“东软前300名管理者，平均年龄不到35岁，而他们做管理工作都已经有五六年时间了，也就是说，他们都在30岁上下就走向了管理岗位。看到这批年轻人，我就感到放松。只要东软一代代年轻人成长起来了，这就叫基业常青。”
刘积仁偶尔会感到，现在的生活很单调，“年轻时候的爱好全丢了”。
为了应酬，他惟一的体育活动是打高尔夫，目前的成绩在100杆左右，他自认为这是一个“合格”的水平，“客户跟我打高尔夫都很高兴，因为我输球的确不是故意的。”
“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回学校教书。”
退休之后最想做什么？
他说：我想驾驶吉着普车，远离都市，到荒凉的西部走走。
个人档案：
刘积仁
东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1986年赴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NIST，原美国国家标准局）计算机系统国家实验室做博士论文工作，1988年回国并取得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位计算机应用专业博士，1995年4月，担任博士生导师。 刘积仁先生是东软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东软目前总资产46亿元、年销售收入超过20亿元，1996年6月18日，东软股份（原东大阿尔派）成功上市，成为国内首家上市的专业化软件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