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探讨为人从商之道：商道如水》
正如梁启超的评论“晋商笃守信用”一般，晋商把商誉视为命根，把信誉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讲求诚信，自然也就人气和利润长流。作为晋商代表的祁县乔家，曾于包头复盛油坊装运胡麻油，返回山西销售。一次，经手的伙计为了谋图厚利，在胡麻油中掺假，乔家发现之后，立刻倒掉重装，虽然在经济上蒙受了一些损失，却招来了近客远商。乔家第一代商人乔贵发在乾隆年间，与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因生意不景气，面临破产窘境。此时，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对他们的为人处世颇有好感，不忍眼睁睁逼他们破产，于是相约3年之后再收欠账。3年之后，乔贵发不但还清了欠款，生意亦重新复兴，广盛公也改名为复盛公，而这已经到了嘉庆年间。晋商祖辈的确出现过经商遇险破产的情况，但是，当若干年后子孙经商再次发迹之时，他们对本来无需承担的陈年旧债，也主动代先人偿还。凡此种种诚信之举，于晋商之中屡见不鲜。 晋商的诚信，造就了整体的“信水长流”，但是绝不仅仅局限于同乡之间。比如，晋商与蒙古人之间就建立了诚信关系。对于绝大多数的蒙古人而言，他们只要认准晋商某一牌号的砖茶之后，就长期购用，一生不变，而且只认牌子，从不还价。甚至，他们还以晋商的砖茶代替银两货币作为交换手段。此外，晋商还为蒙民赊销物品，一季一结。晋商与蒙民均讲信用，凡应允之事，必须办到。曾经有人对山西旅蒙商人的成功作了总结，认为晋商“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 对于金融这一行业而言，其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便是“诚信”二字。当晋商涉足这一行业时，则充分显示出了“诚信”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山西票号得以风行天下，凭借的正是“诚信”。作为中国最早的票号，日升昌持有这样的观点：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在清朝末年间的一天，山西平遥城内有个讨饭讨了几十年的老太太，拿着一张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兑付白银。那张汇票已经历时三十多年，但是日升昌查验无误后，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她的丈夫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之后把钱办成了汇票藏在身上，却不幸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三十多年后，老太太从丈夫惟一的遗物夹袄中无意摸到了这张汇票。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晋商正是凭借“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经营之道，声名大振，称雄全国500年有余。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中华老字号同仁堂一直恪守诚信不欺的经营原则。几百年前，他们就有一句堂训：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中医将人体的病症归为“和合”的状态出现了问题，所以，中药炮制与研磨都叫“修合”。同仁堂人说，尽管许多工作客户是看不到的，但他们的存心可与天鉴证。磊落与坦荡，可见一斑。 有学者研究当代东南亚华商企业的成功轨迹发现，重信誉是华商企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华商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一个电话就可以成交，甚至可以不用订单，有时连一个纸条都不用。信誉好，可以做生意，小本可以做大生意，甚至无本也可以做生意。重信誉，讲诚信，增加了华商的利润，提高了他们的资本效率，加速了他们资本积累的速度。 诚信，实际上成为了一种资产，一种保障。 华人首富李嘉诚的成功与其视诚信为生命的人生态度密不可分。《远东经济评论》曾经评价道：有三样东西对长（江）实（业）至关重要，它们是名声、名声，还是名声。李嘉诚认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个人和企业的良好信誉，这是资产负债表中无法显示却具有无限价值的资产。商业的存在除了创造繁荣和就业机会，最大的作用是服务人类的需求。企业本身虽然要为股东谋取利润，但“正直”是企业文化的基础，也可以视其为经营中的一项成本。一个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应该努力坚持走一条正途，正直赚钱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