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市公司及资本市场而言,任何的法律规定都不足以完备,任何的事后监管、追究都只是亡羊补牢,只不过资本玩家们不断地和监管当局对弈游戏。
事实是补丁越多,漏洞越多。
堵不如疏。疏的最佳方案就是逐步开放并由专业的、科学的金融服务业务来规范资本市场。在彻底开放的资本市场中,原先那些资本高手的资本玩家身份被职业化金融服务商降格为资本需求者,并将成为不受欢迎的游戏者。经营者来制定市场规则,把话语权交给市场,否则投机者将永远抢先一步获得话语权和机会。
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绝不是把货币资金简单直接地从左手换到右手,这种没有过程控制的资本流动存在非常巨大的漏洞和风险,尤其是在我国缺乏资本市场文化背景之下。金融资本转移到产业资本创造价值,产业资本上升到金融资本进行的流通,都必需要有专业化金融服务业务来实现和完成增值。
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在宏观上,微观上都是可以被量化的,但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它们可比作是一个分母,并且在特定阶段可以被视作作确定的,而金融服务可比作为分子,金融服务对经济价值的贡献作用就非常直观。
金融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与金融服务企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只是金融企业开展经营活动中的综合业务内容和水平标准之一,后者则金融产业中最为活跃的一股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分子,分子的贡献越大,效益就越显著。
我国金融企业金融工具及金融产品开发的缓慢、缺失,不少上市公司、投资者认为参股银行,投资证券机构等就是多元化发展金融产业,实际上没有大的金融产业背景支撑,没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及其流动和丰富的金融产品和工具,这种金融产业的生命是极为短暂的。最终引以为豪的金融产业都成为最大的负担和最致命的打击。他们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单一分析都很庞大,然而,金融服务的分子为零,结局便显而易见。
东方集团拥有民生银行的股权,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产业投资,其旗下的东方家园无论在资产质量规模还是现金流上都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但其扩张所需资金却必须通过出售其民生银行股权来换取(即杀鸡取卵)。而成熟的西方资本市场中一家几千万美金规模银行的少量的股权可以凭其债信等级等多种因素在资本市场换取数十倍的、数百倍的产业资本成为流动资金。由于金融服务业的分子量太小,为维持规模扩张,既然不能极少产业资本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分母即金融资本的总量。
在我国的外资企业每年通过SBLC这一简单的金融工具把境外的金融资本转换成产业资本投资(非贸易类资金)估计在1000亿元人民币或更多。
我国绝大多数的资本玩家们对金融业都还只是门外汉,过度的无知、自信、膨胀、盲目使他们在资本市场迷失了方向,也失去了应有的经济价值。每一家走向崩溃结局的企业都是如此。
现在的资本玩家们正逐步远离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圈子,老套的股权转换与重组,债券委托理财、相互担保等圈前手法由于已被人所认清,难以奏效。越来越多的资本游戏者在成立投资担保公司,试图以另一种形式的类金融机构进行新一轮的资本游戏。但至今尚无人关注担保公司在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的市场节点和手法,郎咸平先生欲关注的斯威特集团,由斯威特及其控股企业组建成立了注册资本为5800万投资担保公司。
他们都已认识到投资担保机构的作用比上市公司融资更为巨大。通常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公司及有关的非上市公司组成投资担保公司,因而投资担保公司属非上市公司,无需对公众公布担保额度和营业状况。银行惯例上相信总公司(集团)的资产规模和信誉度,通通常会给担保公司5-10倍于注册资本(或保证金、保证资产)的授信规模。通过在多家银行间运行,一家投资(实际注入要比投资要少)5亿元的投资担保公司可以运作100至200亿元以上的资金规模。银行明知也希望这些资金都流入到集团消化。
这是一种更为明目张胆,肆天忌惮的资本玩家,但却受到银行的热捧;国家政策扶持中小企业担保,但没有银行其正愿意把金融资本流向中小企业。或许在3-5年后,会引发新一轮这种类金融公司的崩溃,这一次受到打击的或许已不再是中小股民而是我国的金融资本和金融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