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讲述危机发端的真实内幕：恐慌害死熊》
第三章谣言起一剑封喉败局定危在旦夕 “我只是替罪羊。” ——奥斯瓦尔德 这些年，我发现暗杀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不是说我愿意研究这项课题以提高自己的技术。相反，这是一个充满谣言和神秘的话题，好莱坞的很多大片也以此为内容，阴谋，间谍，谋杀，这可都是好题材。然而，谋杀不同于一般的杀害。例如，约翰辛克利，不论从哪方面来看，他都被称为好孩子，只是有点孤僻，但是后来，人们议论纷纷，就是那个家伙试图谋杀总统。事后人们说：“你知道的，他向来行事孤僻。”然后，他不可避免地被贴上了这样或那样的标签，——“被社会排斥的人”，“格格不入的人”，我更愿意说“他从未融入过这个社会”。他的行为像一个初中生吗？在事情发生的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邻居带着威尼斯商人般的盲目控诉他，他们把真实的事件和电影中的角色混为一谈了。这时角色颠倒，暗杀者本身成为了暗杀的目标。 人物谋杀是比较容易实施的一种犯罪，就像狗追赶骨头那样。人在骨头的后面，哪怕骨头还在你的视野之外，你仍确信它就在前面。你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狗一定能追到骨头。就像谋杀某个人一样总是能有机会的。在华尔街，谋杀已被升华到了艺术的高度，投行的工作人员就是最经验老道的实施者。 贝尔斯登的两只对冲基金垮掉后的数月，公司就像被一根大木棒子从两个不同方向袭击，倍受打击。你好像一开始就要被疯子谋害，然后再被告知要被谋害的你才是疯子，更为糟糕的是，大家认为你是活该的。一连好几天都如此。至于对冲基金的破产，在事情尘埃落定后，大家开始推卸自己的相关责任。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具体指向谁，但我们每时每刻都非常谨慎，以保自身不受牵连。哪个倒霉蛋会撞上呢？那可真是不好猜。所有这一切指责是在有线电视新闻经济学“专家”剖析情况并提出了他们的所谓“意见”后才开始的。没有什么能像登陆安全网、看着讲词提示机、读着他人撰写的故事或不知不觉培养起对于某一问题的认同感那样简单。如果两周前让他们针对贝尔斯登事件发表评论，即使是当地饱学之士也会表示对此一无所知，充其量他们只知道一点“小甜甜”最近开车的一点麻烦这样的花边新闻。 根据美国商业新闻的报道，早在7月17日收到来信之时，基金经理们已被狠狠责罚了一顿。BSAM首席执行官瑞奇·马林曾公开表示，“我们正在与对手合作，通过稳定基金杠杆作用和改善流动性来稳定局势。我们的目标是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为基金投资者创造最佳效果。我们和对手共同努力。讨论正在进行中。”没错，如果你仔细推敲这句话，马林使用了大量多音节词，说了一大堆没有实质内容的废话。正如我曾所说，我至少熟悉一个内部的“对手”，他曾试图拯救无望的资金，虽然那些努力都被无情地拒绝了。那么这些匿名的“对手”是谁？我不知道。关于实现“为基金投资者创造最佳效果”的承诺，我们拭目以待。 说实话，我不能因为瑞奇试图说服大家他会解决这个问题而对其横加指责。我认为他没有看完手边所有资料。情况的确如此，我认为他并不清楚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事实自会水落石出，公司内部成员都知道问题有多严重。当然，我们知道资金不会自动揭下神秘的面纱，但我们都有工作要做，所以我们并没有时间关注对冲基金的起起落落。当然不仅是因为时间不够，从法律意义上讲，我们并没有知情权。
在投资银行里，文化和政治之类的东西并不敏感，但却有着无形的中国墙。中国墙虽然不一定真实可见，但在投资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它就像一个真实存在于银行不同部门之间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阻止有可能导致的内幕交易由于投资银行是一个多层面的公司，我们接受的客户都有附带利益，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客户做出决定。所以，如果某一层面的人知道有关客户张三的信息，就可能让客户李四大赚。但因为中国墙这些信息不能公开，此人不能把信息给管理客户李四的上级或同事，这样做违反利益冲突的相关规定。 中国墙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尤其是在2008年我们深爱的贝尔斯登崩溃的背景之下。中国墙的设置起源于2002年调查后被证明在交易方面没有任何瑕疵的美林证券事件。美林证券交易大厅的员工好似穿过冷却器来进行交易，因为他们对于信息守口如瓶，这些信息事关客户机密。这种交易带来的问题是，它在投资界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冲突，并导致投资顾问提供的与这家银行有业务往来公司的股票之公开评估常常并不可信。因此，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经过一项长期调查后，美林被处以1亿美元的罚款。该公司不得不推行改革以保护客户信息。他们这次丢尽了脸，你甚至会说他们是人格损毁的受害者。 所以，调查结果一经公布，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并认为应该整顿一下自己的行为。虽然总检察长办公室由于其警方身份不会信任投资银行界，但我们或美林已经证明我们中的其他人已经掩盖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我们没有必要获得信任，因为信息交换本身并不合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明确了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之间的区别。显然，整个混乱状况需要某种更高级别的监管以确保类似情形不会再次发生，至少这是当时斯皮策办公室的员工所持的观点。因此，中国墙的概念产生了，或者至少被强制执行了。并且这整个行动自1930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以来就是非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