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风险资本市场是为风险企业提供权益性资本融通的新型资本市场，它的本质属性是一种提供服务的制度，因而可以纳入制度变迁的研究范畴。接下来，我们将制度变迁的理论具体应用于风险资本市场的生成研究，依据制度变迁的需求/供给分析框架对风险资本市场生成的诱因给出制度经济学的解释。1.传统资本市场对风险企业的“理性歧视”
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政府、企业、个人（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除去用于消费的部分，形成了广义的国民储蓄，即投资的最终源泉，因此，社会资本供给主体是存在资金盈余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家庭），他们可以通过资本市场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向资本短缺的企业提供资本。广义上的资本市场是企业进行长期资本融通的市场，理论上，一个理想的资本市场应该能够满足不同类型的资本短缺主体不同形式的长期资本需求，即它能将具有不同风险—收益水平的资本短缺主体与具有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的资本盈余主体通过多样化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工具实现高效的对接，从而实现长期资本的最优配置。
对于资本市场的完善性，Richard Kitchen（1992）曾经以资本市场中的一个典型子市场——借贷市场为对象作过研究，他将借贷市场分为完善的借贷市场，自然不完善借贷市场和政府引致性不完善借贷市场三种类型，并对它们予以区分。完善的借贷市场具有竞争性，拥有一系列的金融工具，提供多种的风险回报组合，有着充分的知识和可预见性，无交易费用。
众所周知，这样一个理想的资本市场需要许多假设条件，比如：1）市场拥有完全信息，市场不存在交易费用以及干扰资产供求的障碍；2）资本盈余主体的风险—收益偏好特征以及资本短缺主体的风险—收益水平均是连续分布的；3）投资者均是完全理性的，能准确无误地鉴别不同资本短缺主体的风险—收益水平，并作出相应的投资策略。所有投资者都是价格接受者，市场价格由供求平衡点决定。
然而，在现实中，上述假设条件并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因此，理想的资本市场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现实的资本市场不完善性表现在诸多方面，鉴于我们的论题，下面主要论述传统资本市场对风险企业的“理性歧视”，也就是传统资本市场在为风险企业提供权益性资本方面存在有理性的缺陷。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资本市场通常只局限于为常规企业提供长期资本融通，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存在“歧视”。比如，证券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设定了严格的上市标准，这些标准一般只有具有一定经营规模和经营业绩的企业才能达到，从而将规模较小缺乏经营业绩的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长期借贷市场中，由于商业银行系统的设计原则，在贷款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着“天生的谨慎性”，成熟的具有良好资信的大企业在长期借贷市场上占绝对优势，而中小企业由于缺乏信用记录和可供抵押的资产在申请贷款上通常处于劣势，获得的贷款非常有限。
虽然传统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的“歧视”使中小企业融资存在长期的缺口，尤其是权益性资本缺口（equity gap）长期存在。但是，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一定条件下的这种“歧视”是理性的，也就是说传统资本市场对风险企业的“歧视”是一定条件下融资制度安排处于均衡状态的表现。其原因在于，将有限的资源配置给中小企业所能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增进不能超越因此而造成的常规企业上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
有两方面的因素制约了对中小企业融资所能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增进，一是中小企业的生态位（niche）。“生态位”一词的引入是从仇保兴对小企业集群的研究中得到的借鉴，在他的研究中，小企业的生态位是指一个小企业在小企业集群中所起的作用，“生态位在生态学中是指一个生物在本生态环境的生物群落中所起的作用。一个生物的活动以及它与其他生物的关系，决定于它的特殊结构、生理和行为。这如同一个小企业在小企业集群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它自身的特殊结构、在产品链中的位置和功能、加工技术和质量等等一样。” “任何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与它能在其他众多的企业共同构成的生态场中的正确定位——生态位有关。”。在文中，企业的生态位泛指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中所拥有的竞争态势、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二是中小企业融资中存在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指进行交易的额外成本（购买价格以外的部分），不管这些成本是支付金钱、时间还是造成不便。这里的交易费用包括交易双方发生的成本之外的费用。其中，第一方面的因素相对于第二方面的因素占有主导地位。
首先，长期以来，与成熟的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处于一个相对次要的生态位，换言之，中小企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度低于大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许多学者曾一度认为，随着资本的集中与垄断，生产日益大规模化和高度现代化，大公司、大企业将吞并和排挤小企业；大企业、大公司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中小企业将成为无足轻重的配角。在传统经济中，企业的生产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经营规模，规模经济性使得资本的产出效率得到充分的发挥，相比之下，中小企业资本的产出效率受到其规模、生产方式的限制。因而资源配效率不因配置对象从大企业转向中小企业而得到增进。
其次，风险企业特性导致融资中的高额交易费用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实际增进。由于风险企业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风险企业信息的不完全性和非透明性，风险企业及其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要显著高于常规企业，由此带来高额的信息费用、签约费用和监督费用。此外，风险企业高度的资产专用性带来的产权特征会产生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攫为己有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委托－代理问题更为突出，导致双方达成契约的高成本和契约的不完备性。风险企业的以上特性使得风险企业融资安排的交易费用相对于其融资规模的比例远远高于常规企业的这一指标。我们知道，资本市场中的交易费用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漏损”，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而下降。
2. 传统资本市场制度非均衡产生的原因传统资本市场对风险企业的“歧视”在一定条件下是制度均衡的表现，这里的一定条件即是风险企业处于相对低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当风险企业在资本的产出效率较常规企业低，在经济中处于次要地位的情况下，传统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持理性抑止态度，这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均衡的制度安排。其结果是中小企业的权益性资本缺口长期处于隐性状态。而当风险企业的生态位得到改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上升，甚至超过大企业时，这种权益性资本缺口就开始显化，而传统资本市场融资制度安排在变化了的条件下不再均衡，由此便产生了传统资本市场制度变迁的诱因。
关于风险企业生态位的改善，许多学者做过深入的研究。卡尔松（Carlsson,B.）认为，技术的进步降低了生产的最小有效规模，即平均成本曲线向左移动，与以往的情况相比，在中小企业中出现规模经济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庞大的企业规模是低成本生产的关键”这一时代早已过去。
40年代和50年代开始的数控工作机械的引入，使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如一位研究金属加工工业的学者所解释的，它有利于“复杂的非标准化零部件的制造，而非大批量生产体制中的简单的标准化零部件的制造”，结果是“很可能导致建立更具灵活性和只需更少雇员的新型工厂”。
阿科斯（Acs,Z.J.）用技术轨道的转移来解释小企业的兴起，他认为市场的停滞和传统产业的萎缩使大企业面临重重困难。与此同时，新技术带动新的产业的出现和发展，为小企业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小企业在创新的中试阶段，在技术诀窍的扩散以及新产品、新设备和新方法的应用等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早期，小企业擅长于利用生产周期短的特殊产品来开拓细分市场。但是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小企业在日益不稳定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对市场变化作出迅速反应的能力有助于解释其不断增加的重要性。此外，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工程和计算机辅助生产的使用，使得小规模的独立企业能够承担以前只有大企业才能完成的工作。
在技术创新日趋活跃，新产业和企业不断出现，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的背景下，作为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微观载体的成长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成长型中小企业对适应其特性的融资制度安排的需求变得愈发强烈，这也是对传统资本市场制度变迁的潜在需求。
格利（J.Gurley）和肖（E.shaw）认为，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多样化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部分，金融创新是盈余和赤字企业的需求与金融部门提供的服务相匹配的结果。当旧的融资技术不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时，它表现为短期金融资产的实际需求静止不变。所以必须在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中，用新的融资技术对长期融资进行革新。事实上，经济增长本身又为长期融资创造了市场机会，而金融创新就是对这种机会作出的反应。
3. 传统资本市场制度非均衡带来的外部收益为什么历史上在一个时期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是有利可图的，而在另一个时期则不然？在这里，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一项新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时，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
在加入成本因素之前，我们需要对传统资本市场的“外部收益”作一个分析。诺思等认为，制度安排之所以会被创新，是因为有许多外在变化促成了收益的形成，但是，又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将外部性内在化的困难，厌恶风险，市场失败，以及政治压力等原因，而使这些潜在的外部收益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因而在原有制度安排下的某些人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率先来克服这些障碍，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或变更旧有制度安排）的形成。
1、 微观的“外部收益”
传统经济下，企业的竞争优势大小通常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占有的多寡，相对于大企业，中小企业常处于竞争弱势，行业的超额利润只有大企业才有可能获取，因而对小企业的投资的收益与风险并不相称。风险企业的普遍投资回报水平不足以激励行为主体支付高额的交易费用并且冒极大的风险。风险企业的特性所引致的交易不确定性导致了一个很大的贴现，从而没有人愿意以厌恶风险者期望支付的价格来提供承担风险的服务。
新技术革命使构成生产力的诸因素发生了重大变革，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知识逐渐摆脱了对其它生产要素的依附地位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和以知识相伴生的企业家精神正在替代其他生产要素成为企业“超常规”发展的原动力（仇保兴，1999.4，P207）。小企业的创新优势倾向于产生在处于生命周期初期阶段的产业。在一个新兴行业中，超额利润的获得已经不再取决于一个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更倚重于企业对知识要素的掌握和创新能力。因此，相对于已经成熟的传统行业，成长型中小企业在新兴的行业中的资源优势得到了发挥，并且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新经济的来临使机会发生了移位：从大的官僚主义化的公司，移向更小型化和更企业化的公司；从制造企业移向了非制造企业；从职业管理移向了企业家、领导和交易决策者（约翰·科特John P. Kotter，1997）。
变化了的生态位为风险企业带来了许多发展的契机，使其可以摆脱从属的地位成为经济中重要的成分。风险企业的竞争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新兴行业超额利润开始向中小企业倾斜，成长型中小企业出现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大为提高。在这种背景下，对成长型中小企业投资的高收益开始显化，即对其投资变得更为有利可图。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论述的，成长型中小企业的信息具有不完全、不透明和不对称的特征，在这样的信息背景之下，潜藏着许多不能轻易被发现的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因为信息缺口（information gap）的存在使得付出代价掌握优势信息可以带来收益，投资者可以发现被低估的企业，从而实现在空间或时间上的套利。
2、 宏观的“外部收益”
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表现在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所带来的间接收益上。路易斯．M．伯兰斯卡姆与杰姆斯．H．凯勒主编的《为创新投资——21世纪的竞争战略》一书明确指出，决定国家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增长和就业水平的增长的关键因素并非资金和熟练型劳动力的投入，而是对创新资源的投入。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促进了小企业的发展。美国经济部分地从大企业实力最强的制造业向历来更多的是被小企业所支配的服务业转移。此外，计算机等技术的发展，使小规模灵活性的企业能够在越来越多的产业领域与大企业展开竞争。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内涵的发展，知识、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的更好结合正在创造出超乎我们想象的巨大的财富。这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强有力的引擎，也成为一国经济或经济中的某个部门在国际上维持竞争力的新的基础。成长型中小企业正是知识、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结合的最佳载体，它们是创新的重要源泉，是国民经济中富有活力的生力军，并且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创造性地和有效地使用新的融资手段为中小企业提供充足的长期资本，填补中小企业的融资缺口，解决其在发展中的资金和管理瓶颈，将加快创新的步伐，使其在技术创新、提供就业机会以及增强整体经济的活力方面发挥更大的效用，宏观资源配置的效率将因此而得到增进。
由于为成长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理论上我们可以推断，完全市场力量的制度供给必低于最优水平，而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市场失效（market failure）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这使得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或多或少加入了政府的行为。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中小企业生态位改善，传统资本市场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制度非均衡性不仅导致了融资制度变迁的需求，而且，这种非均衡性下的“外部收益”开始出现。这样，就有可能出现相应的行为主体去推动制度的变迁，从而获取“外部收益”。
但是，一项新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时，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因此，在制度变迁的模型中加入成本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由于不同形式的变迁涉及不同的成本和收益，因此，接下来的论述将依变迁方式不同分而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