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强调，要推动促进社会公正的改革，不断地清理有碍社会公正的规则，而且要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 据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定义：“潜规则”是指规章制度之外的不成文、不公开的规则。“潜规则”一词的创造者，是学者吴思。2001年，吴思的《潜规则》一书问世，影响深远，一版再版，至今风行。 新春伊始，吴思频频出现在各种公开的讲座，与读者分享他研究历史的心得。 1978年，吴思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原以为中文系是培养作家的，谁知入校不久，老师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是培养文学批评人才的。吴思觉得还不如去新闻系，到底是培养记者的，而记者跟作家就差一步。新闻系的党总支书记跟吴思的父亲是旧同事，她劝吴思：别到新闻系来，想当记者，毕业以后到报社当就得了，新闻系学的东西不如中文系学的多。吴思打消了念头。毕业以后当记者很顺畅，吴思觉得父执当年的劝告是正确的。 吴思在大学时代读过法拉奇的作品。当我们聊起法拉奇问基辛格：“如果我把手枪对准你的太阳穴，命令你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你选择谁？”那个问题时，吴思若有所思地说：“你试验过吗？按照这种方法问过吗？我们什么时候有机会试一次，本身就说明进步了。”而对中国记者在三十几岁以后多转向编辑的现象，吴思大感可惜：“其实深度采访，肯定是年龄越大越好，能问得出问题来。有些老记者，他的气势，他的资历，他的年龄全在那儿，他可以问一些敏感或有深度的问题。记者要是只当狗仔队，那的确不能太老。” 在大学时，吴思的兴趣更近于历史，毕业论文写的是苏东坡。毕业后干新闻，写现实不断遇到麻烦，又开始研究历史。他甚至发现，半年也不一定能采访出来的东西，只需要花一两个月在历史中探求，往往有所收获，于是渐渐陷到历史里，终于独创了“潜规则”、“血酬定律”等概念。 如今，吴思正在研究“大赦”的历史。有幸亲历大变动时代，吴思对人性有独特的思考：“人性就是趋利避害，借助这种趋利避害的人性，设计一种激励机制，形成一种利益交换，用安全换制度。”研究了这么久中国历史之后，吴思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持乐观态度：“如果以30年为限，肯定很乐观。30年，一代人的时间，你看过去30年，发生了多大变化。” 化肥分配与明史研究搞出的“潜规则” 时代周报：你当记者的时候，到下面采访发现了“潜规则”的现象？ 吴思：对。我在《潜规则》的前言部分写了。化肥的分配规则都是书面规定的，实际上并不这么运行。另有一套东西，而且那套东西不是瞎闹，谁能批条子，谁的条子管用，能批多少，全是有规矩的。这套规矩—纯粹从化肥分配的结果来看—比如一万吨下去了，最后有多少吨是正式按照规则走的，多少是按潜规则走的，都能计算出百分比来。我就发现，至少在化肥分配问题上，潜规则的作用更大。当时没这个词，用的词是“内部章程”。 时代周报：什么时候冒出“潜规则”这个词的？ 吴思：大概1996、1997年，那会儿开始认真读历史了，读明史，就想从“内部章程”这个角度看看，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之下，明朝真实运作的规则是什么。有了这样的意识，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东西，到处都是现实怎么运作的史料。以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时候，我就想找个词，拿几个词组合：“内部章程”、“规则”、“灰色章程”、“灰色规则”、“内部规则”，不知道怎么加个“潜”字，就觉得这个组合最好：“潜规则”。这个组合一出现，就觉得就是它了。 时代周报：这个词以后会写入历史的。现在变成娱乐圈用得最多。 吴思：对，描述导演跟女演员的关系，而且当动词来用，谁把谁潜了。 时代周报：为什么对明史特别感兴趣？ 吴思：明史简单。首先离我们近，太远的不行，先秦的就那么点东西，肯定不够；往后，比如《史记》里记载的那些东西，支持材料也不多了，至少你想看谁的日记、谁的书信，很少了。清代倒有的是日记、书信，大量的，麻烦的是没完没了，多得看不过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冒出一个东西来，说：你以前没看到，你说的不对，另有史料。清代还有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因素，八旗系统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想了解现实，离得最近的社会结构就是明朝。明朝的历史是朱元璋创始的，在那之前，元垮了，很多东西都要再创，于是模仿大唐律制定大明律。如何取舍？可以找到制定规则的初衷。制定规则的时候，朱元璋觉得不够劲，再来一个大诰，起法律作用。朱元璋会解释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也能看到这些立法实际的失效。朱元璋的统治方式—比如怎么处理贪官污吏—发动群众监督官员，把有问题的官员发配到他的老家去劳改。 黄仁宇对明史研究有开创之功 时代周报：像吴晗、范文澜的研究，你留意得多吗？ 吴思：吴晗写的《朱元璋传》，看明史的人都得看的，我看了。范文澜的那些书，我在上中学的时候，读《中国通史》就是读他的，一本一本地读，好像每个朝代怎么写我都能背下来了，像拉抽屉似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全是那个路子写的。每个朝代这么一理，就下来了，然后再加上一个阶级分析，再加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地主和农民的斗争。千篇一律，既不好看，又觉得牵强。 时代周报：黄仁宇为了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花了七年的时间进行研究。他利用两年半的时间，把《明实录》133册从头读到尾，还做笔记，慢慢地把整个明代的财政税收问题搞清楚。在此基础上，他写《万历十五年》，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后来《万历十五年》在中国流行，你初读的时候有没有石破天惊的感觉？ 吴思：我是1986年看的。那个时代的人对历史书的期待就是范文澜的那个写法，没有见过好看的历史书。我是偶然听到我们报社的一个编辑说，《万历十五年》挺好看的。我听她推荐得特别认真，就买了一本，一看，果然好看。我就向大学同学推荐，把书借给她了，她就不还了，也借人了。一般人一看就觉得大吃一惊：还能这么写历史！有那种开窍的感觉，对历史的感觉一下子好起来了。 时代周报：不过黄仁宇在美国非常不得意，一生可以说是郁郁不得志。 吴思：他的书如果现在引进来，我估计影响肯定比不上那个时代，他具有开创的功能。不管是他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还是《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那几本书现在进来也会被淹没，跳不出来。 血酬定律与官家主义 时代周报：后来你写了《血酬定律》，在西方有没有这种计算方法？ 吴思：血酬定律就是算人命，算暴力掠夺的成本和收益，而且付出的成本以人命为单位计算。我从血酬定律的角度解释中国历史的一些制度变迁，伴随着一些利害计算。有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叫奥尔森，以中国土匪为例，也是讨论暴力的。而且他在分析暴力的时候谈到一些重要的概念，我觉得这些概念都很好，例如“共容利益”，就是暴力集团，土匪或者军阀与老百姓之间存在一部分共同利益。比如兔子不吃窝边草，不抢附近的民众，附近的民众也给土匪通风报信，那就有“共容利益”。奥尔森有一本书，《权力与繁荣》，讨论暴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看了之后，感觉我走得比他远。首先，暴力掠夺的收益应该有个名称，就好像工人打工的收益叫工资，地主出租土地的收入叫地租，资本投资的收益叫利润或者利息。研究这些问题，写地租论、资本论或者是工资论，总得给它起个名字，我就可以叫它“血酬论”。首先得有血酬这个概念，然后，进入这个概念，深入研究各种内部关系，再进一步，研究这个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发现固定的逻辑关系，找到规律，再用这个逻辑去解释各种历史变迁，解释中国的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之间的关系，解释暴力集团内部的关系。 时代周报：在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之外，你还创造了许多新词？ 吴思：我也没细数过，有几十个吧。比较大的词是“官家主义”。 官家主义很像一个上市公司的结构。封建主义更像是商会的结构：一堆小老板，推举一个大家服气的老板当会长，但是这个会长只有自己的公司，不能把别人的公司变成自己的公司。就像英国国王一样，有他自己的一个地盘，其他的贵族有贵族的地盘，你要征人家的税，要征得人家的同意，不同意可能引发战争。 古时候，中国不像商会制度，更像上市公司制度，打天下坐江山的那些人当股东，封王封侯，每年按股分红。董事长杯酒释兵权，不让这些股东干涉公司事务，公司的事单请一批人来打理，封建贵族退居二线，这时候就不能叫封建主义了。如果封建贵族在一线，当着小老板，那叫封建主义。到了郡县制，当家作主的，主义的，已经是官家集团，所以叫官家主义。 “官家”在古汉语里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指的是皇帝，《水浒》里的赵官家说的就是皇帝。第二层意思是衙门，路是官家的，叫官道，树是官家的，叫官树。公家和官家是同义词。第三层意思是，官家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古汉语里官家就是指皇帝、衙门、个人。这三者在中国古代都可以“主义”：主，当家作主，立法定规；义，就是那套规则，正义的那些观念由他们来规定。皇帝去主义，立法定规，就是王法。衙门立法定规就是部门法规，地方法规。官员个人立法定规，大体就是潜规则。这么一个结构就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管用的那套规则体系：王法管用；地方法规、部门法规、各项土政策管用；官员个人的潜规则也管用。这三个主体之间还互相争夺地盘。所以我就把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社会称为官家主义社会。 时代周报：潜规则、血酬定律，适用于中国以外吗？ 吴思：我没认真研究过，但有时候看俄罗斯的历史，看赫尔岑写的《往事与随想》，一八几几年的那些事，感觉俄国也是遍地潜规则，甚至比中国的明清还要野蛮，还要赤裸裸。看1789年之前的法国史，法国的贪官污吏怎么敲诈勒索，到处拦路收费，看起来跟中国的明清也差不多。可能这不是民族的差距，而是制度的特征。法国是官僚帝国，俄罗斯也是官僚帝国，中国是一个比它们都要成熟得多的官僚帝国。可能在官僚帝国，或者官家主义的体制之下，潜规则都是常见的，都是官员作为代理人为自己谋利的那套规则体系。要是看美国当代电影，涉及到军队系统、政府系统，也有潜规则。但是，以100分为标准，中国的潜规则能管70分的作用，人家那里的潜规则似乎范围小得多，烈度也低得多，可能只管七八分的作用。这只是粗浅的感觉，我没做过这方面的调查。 取消农业税是中国之大变 时代周报：我前一阵子采访香港学者周保松，他认为中国这30年来，才是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从历史长河来讲，你认为这30年的变化，算不算天翻地覆的变化？ 吴思：看从哪个角度来说。要是说中国的经济，一下子从一个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工商业社会，改革开放前工业和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大概持平，现在农业占GDP不过10%，90%的财富是由工商业创造的。过去我们一直说80%、90%的人口是农民，现在的城市化，城市居住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农民。在这个意义上，那肯定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化”，或者说有史以来没有的大变化。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说，你说中国的语言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化”，恐怕就不行了。 时代周报：中国农村社会有没有产生巨大的变化？ 吴思：2004年之前，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缴的各项税费加起来不能超过农民收入的5%。1998、1999年那一段，我们到农村去调查，一户一户地问，一笔一笔地算账，实际上农民真正缴的各种税费，加起来在20%-25%之间。也就是说，名义上5%的税费，实际上的税费是它的4-5倍。在这个意义上，农民生活的潜规则的强度比正式规则的强度要高4-5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征收各种税费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农民反抗越来越激烈。2004年取消了农业税。其实农业税本身没多少，但是一取消，再取消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尤其是特产税，就像个筐似的，什么都能往里装，都能说是特产，这些东西一刀切，不许收了，基层的官员干部就没有借口到农民那里要钱。这种一刀切的政策一出来，潜规则所依附的正式规则就消失了，搭车收费找不到借口了，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一扫而空。后来，又增加了很多补贴，农民种地不但不缴税，还给补贴。如果说还有潜规则的话，可能跟掏钱补贴有点关系：这个补贴补到哪去了？是不是干部多拿了？是不是干部给他的亲戚多分了？但这个潜规则的强度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我觉得2004年之后，农民活得比过去判若两人，像个主人了：你欺负不了我，我不理你那一套，你能怎么着我？所以，2004年取消农业税是一大变。 时代周报：你最近在研究什么？
吴思：最近正研究“大赦”的历史。皇帝登基，大赦天下。有时候特赦，有各种各样的“赦”，赦免各种罪。中国历史上的各种赦免实际上都是利益交换。比如说，秦朝记载的唯一一次赦免就是陈胜吴广反了，起义军造反，过了潼关，直逼咸阳，皇帝怎么办？军队全都出去了，或者被击溃了，反正不在咸阳。于是就大赦，赦骊山修秦皇陵的刑徒，全都免罪，发给武器，上战场打仗。弄来几十万人，章邯带着他们打，一战而胜。秦朝记载的唯一一次大赦就是这样的利益交换。赦免人家的罪，换来去打仗卖命。后来的赦就多了，到了汉以后，几乎一两年一次，但实质都是在交换，有的时候跟天交换，有的时候跟人交换，有的时候跟罪犯交换，有的时候跟造反起义的交换，核心都是利益交换。 时代周报：史料都是看哪方面的居多？ 吴思：比如说“大赦”，先看《文献通考》。看完《文献通考》之后，再看清人写的《六典通考》，看与刑部有关的各种史料的汇编。看完这两本，我发现晚清的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当过刑部的头，有四大本《历代刑法考》，其中有几百页是“大赦考”，比前两本完整细致多了。看完沈先生的考证以后，再看一些原始的赦书，中国有关大赦的史料大体就了解了。然后就可以动手写了。外国的情况也看了一些。看的过程中做大量的笔记，什么事情重复出现，你就可以猜测，提出一个假说，这是不是一个规律啊？最后能写出什么东西不知道，先把那些史料过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