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因工作关系，常跑上海。和上海的朋友聊天，他们经常会提到一个洋名字“邬达克”（László Hudec，1893-1958），说起来兴头十足，什么这幢建筑是他设计的、那幢也是他设计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熟知的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吴同文住宅（绿房子）、沐恩堂、诺曼底公寓（武康大楼）等杰作都是他的手笔。我去过的汾阳路150号日式烧烤餐厅仙炙轩（白崇禧公馆）原来也是邬达克操刀的。一天，和朋友逛“外滩源”，朋友随手一指：看，这幢真光大楼也是他设计的。
“邬达克热”在上海持续有些年了，民间有一群“邬粉”，为他设计的老建筑痴迷，豆瓣网上的“邬达克的老上海”小组，人气极旺。这群邬粉对老建筑的爱护之心，甚至开始感动并左右了相关机构对邬达克作品的保护与开发计划。 邬达克，匈牙利人。1914年，21岁的他毕业于布达佩斯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建筑系。后应征入伍，参加“一战”。1916年被俄国军队抓获，送往西伯利亚的战俘集中营。1918年，25岁的邬达克逃离集中营，经哈尔滨流亡到上海，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为了谋生，加入克利洋行，成为助理建筑师。7年后，32岁的邬达克在上海拥有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开始了他职业生涯的黄金期。1918—1947，二十九年里，他为上海建成的项目不下50个（单体建筑超过100幢），至今大部分保存完好。那个时候的上海气度不凡，心胸开放，为各色人等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和空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远东最大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工业中心，快速的城市化带来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蓬勃发展。有人分析，邬达克传奇产生的原因就是：他在适当的时间，来到适当的地方，从事了适当的职业。想想，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邬达克。 其实，邬达克真正的兴趣是宗教和考古，1947年离开中国后，曾参与罗马梵蒂冈教堂地下圣彼得墓的秘密考古工作，晚年定居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潜心宗教研究。他在上海设计了沐恩堂（之前叫慕尔堂）和息焉堂等宗教场所，由于邬达克的虔诚之心，他笔下的教堂庄严瑰丽，每次经过西藏路上的沐恩堂，我都会多看几眼，仿佛能从中汲取到某种东西。 和邬达克建筑最亲密的接触，就是走进大光明电影院。犹记三十年前，我考进上海复旦。从合肥一脚踏进大上海，自然少不了“朝拜”一下大光明电影院。当时它是中国最高档的影院，位于繁华的南京路上，和号称“24层楼”的国际饭店挨得很近。在大光明第一次看的电影是龚雪主演的《大桥下面》，她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至今不忘。 小时候，经常看到国际饭店（“24层楼”）的图片，它是上海的标志。当年合肥最高的建筑只有7层，所以24层楼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是多么高不可攀遥不可及呀！国际饭店在1934年落成，即刻赢得“远东第一高楼”的美誉，“仰观落帽”的夸张故事，则在民间广为流传。贝聿铭也声称年轻时途经国际饭店，为其设计风格的完美独特而折服，促使他未读完圣约翰大学便远渡重洋去美国学建筑，一代建筑大师，正是受到邬达克的间接影响而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邬达克建筑中的诺曼底公寓（武康大楼）住过的名人最多，吴茵、赵丹、秦怡、孙道临、王文娟、上官云珠、王人美、郑君里都曾是这里的居民。“文革”中这幢楼里住的很多名流和高知不堪折磨，跳楼而亡，人们把它称为“上海跳台”。上官云珠就是在此跳楼的。那个年代的演员中，上官最有韵致，她演戏的节奏感掌控得最好。最近又看了遍《早春二月》，开场时，上官云珠在船上的侧影乃至背影都戏味十足，看得出这个失去丈夫的寡妇的悲伤和绝望。好的演员，背部都会演戏，确实。 年初的上海之行，我特地去新华路211弄和329弄寻访，两条弄堂相互连接，构成一个规整的马蹄形。1930年后，由邬达克设计，在此兴建了二层高级花园住宅二十多幢，风格多样，环境幽雅。当年，这一带属于“哥伦比亚住宅圈”的精华部分，因居民多为外国侨民，故有“外国弄堂”之称。当初的独门独院，如今有的里面住着七八户人家，有的闲置颓败，有的成了酒吧，有的则重新翻修成豪宅。和我一起探访新华路外国弄堂的好友，小时候就住在这一带，他每天骑车上学都要经过新华路，他说那时根本没闲情钻研弄堂里藏着的乾坤。一是上海老洋房太多，见多不怪；二是那会儿房子大多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外立面破败不堪，谁会留心这些。 如今的上海，高楼大厦越盖越多、越盖越高。可人们还是钟情于民国年间的老洋房，那时候的房子，包涵了设计者的诚意和心思，充满了美感和质感。时代的步伐越是迅速，我们越是怀念那些端庄沉稳的老建筑。但我明白，是“时光”让邬达克的老建筑变得益发令人赞叹和向往。是的，真正的原因是时光。 今年是邬达克诞辰120周年，令人欣慰的是番禺路129号他旧居的一楼日前辟为邬达克纪念室，并对外开放。邬达克终于魂归上海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