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义乌人经商办厂大多并没有按照教科书上讲的那样进行广泛的市场调查、周详的计划，甚至有时他还叫你少读一些教科书，他说市场是活的，教科书会让你死板不灵活，可每个义乌生意人都是一本市场经济的活理论。
义乌人对于赚钱仿佛有一种天生的嗅觉，能够发掘出常人所“见不到”的利润，每一个义乌商人都是一本活生生的叫你如何赚钱的教科书。
（续前）方正舒体; mso-font-width: 90%">
义乌人有一个引以自豪的形象雕塑，那就是矗立在小商品市场门口的一个手摇拨浪鼓、肩挑小商品走四方的“货郎担”形象。
拨浪鼓商业文化是一种在分散的农村市场从事商业活动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的沉淀浓缩。
这样的商业活动之所以成为底层农民的首选，关键在于它是一种几乎没有货币资本限制的商品交换，仅凭特殊的商业型人力资本就可参与。
在“鸡毛换糖”的生意中，人力资本积累与货币资本积累同样重要，而且先于货币资本积累。
商人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在传统社会与转轨社会中，边缘属性决定了这一阶层的独特品格。
因此，他们的人力资本，如吃苦、耐劳、坚韧、灵活的个人品质，以及发现、计算、讨价还价的头脑口才、推销、沟通等商业技能，都是通过长期的商业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十分宝贵，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一种特有的“人力资本”。这种小规模的商品经营是一种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交换方式。
拨浪鼓商业文化因此也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能从个人的、小规模的活动发展到有组织的商业网络。这也是八十年代义乌人选择小商品作为发家致富抓手的潜在内因。
“敢为人先”，是义乌人的性格。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在义乌人的血液里奔流。迎难而上抢喝第一口水，是义乌人世代相传的精神内核。
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率先引进民间投资盘活政府无形资源，率先公开选举外商和外地打工人员参政议政，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义乌以一个又一个全国率先，推动着城市进步的车轮。
第一个拿到个体营业执照的冯爱倩、第一个上书中央建议发展市场经济的冯志来；
第一个下情上达呼吁定位于小商口市场的徐志昌；
第一个果断拍板决意“兴商建县”的谢高华。
从实践者、理论者到决策者，义乌人以创新的思路领风气之先，组成推动义乌及至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集团军。
义乌人还有一点特性就是对财富的认识，有人说义乌人是一群赚钱的机器，全身上下没有一个细胞不适合赚钱。
有一个朋友跟我讲，“文革”时候，有一年过年，他和妈妈在菜市场上买了一只老母鸡，这时他妈妈说另外还要买点东西，就叫他在街角上稍等一下。这时候有一个路人走过来，这个人也是来买鸡的，但是菜市场的鸡已经卖完了。他就对我这个朋友说，能不能把鸡卖给他，并出了一个高价。我的朋友当即就把鸡卖给他了。当时我的这位朋友还是刚上小学的年纪，这是他做的第一笔生意，那时候就知道低价进高价出，这里面有一个价格差，他宁愿放弃对美食的享受也要赚钱。
这从一个孩子身上就能看得出来，义乌人对钱是怎样一种冲动，钱拿在手上的快感比吃东西的快感有时更重要。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观可能会呈现多元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偏好，但是对财富的追求是一致比较看重的，而且每个人的个体意识很强，他们互相之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是一般遇到钱的问题会分得很清楚，这个钱是我的就是我的，哪怕是兄弟之间都会分得很清楚。因此，他们发展经济的时候，一开始就对私有产权分得很清楚。
是什么，使得义乌人如此富裕？是一种勇气！义乌人回答。可以这样说，义乌人有一种敢于表现出的“我要赚钱”的勇气！他（她）们不耻于、不羞于谈钱。
二十世纪８０年代初，义乌百米小巷湖清门，小摊林立，商潮暗动。然而，当时的“打击投机倒把”政策，打得他们“鸡飞狗跳”，一时怨言四起。后来任义乌个私经济协会会长的冯爱倩，当时曾为此找到当任县委书记的办公室，拍着桌子争论，还要把摊子摆到县政府门口！这段流传至今的故事，展现的是义乌百姓追求富裕的勇气，
义乌人对钱几乎有一种本能的冲动，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观可能会呈现多元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偏好，但是对财富的不懈追求却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