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繁简字体的争议已经持续多年,近日引发讨论的是香港演员黄秋生的一条微博:“在中国写中文正体字居然过半人看不懂,哎,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黄秋生生活在香港,对繁体字能识能用,且由于繁体字确实较多地保留了古人造字用字的文化内涵,他这句随意的叹惋,情绪上是真实可感的,从学理上说当然是不成立的,这就好比大陆人说“港台同胞不识简体字,中国文化在港台已死”,真关心中国文化的人闻之是可以很淡定的。

繁简字体表面看似乎是对立而形同水火的,尤其是珍爱中国古文化的老先生们,认为简体字扼杀了古汉字的美感并遮蔽了先民造字的意图,连带失却了古汉字的由字形所赋予的文化精义。著名学者流沙河老先生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近些年他考证了许多汉字的字源,对一些汉字的繁简字体进行对比研究,并深刻地指出,古汉字经过简化“减了笔划,损了内涵,坏了定义”。 举例来说, ,心字居中,可知字义与感情有关,内涵丰富的 ,简写成爱,就只剩下友爱。又如,甲骨文有 字,左画一耳朵,右画一嘴巴,意为长于侦听,又善于言辞,所以为圣人。简字圣则没法讲,只能死记。例子不胜枚举。这一派的声音是振聋发聩的。我国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又扩大简化字的范围和字数,这是两千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汉字改革,简化字在某种程度上等于直接斩断了汉字“书画同源”的传统,它不仅不是完美无瑕的,而且问题多多,适度地反思与纠偏,有利于使汉字的流变回归到一条绵延数千年的主脉上。 其实,从笔画看,字有繁简之分,然而,所谓繁简字,从历史的时间轴来看,乃有古体字今体字之别、传统字与现代字的分野,二者之间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继承与改革的一面。汉字的使用者是所谓“华人”,其中中国大陆人占绝大多数,港澳台及海外侨胞为其少数。因此,无论汉字的简化方案是否合理,经过近50年的施行,简化字业已成为大陆人的习惯,假如中国的文字学者有机会对简化方案进行修订,应该广泛吸收传统学派的研究成果,对简化字的纠偏以及对传统字造字意图进行接脉与承续,目前来讲,似乎也不得不照顾到上述习惯。 汉字以及更广义的文化,固然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然而现实中文化的逻辑又深深地受到文化制度的牵绊。“繁体字”“传统字”的说法至少是从字体出发不带偏见色彩的,然而“正体字”的指称,就隐含着制度与权力的定位。“正”的相对词是“歪”或“邪”,视繁体字为“正体”,其潜台词显然是要说简体字是“残体”“歪体”和“邪体”,不同的华人区块对这两套字体的取舍与命名,都隐含着一种柔软而坚决的文化专制,失却了中华文化博大包容的情怀。 基于当前的现实,大陆人应该识繁用简,其他华人则是识简用繁,如此才能够不因地缘的文化政治差异而导致沟通上的障碍。港台华人的教育不包含简体字,大陆人的教育不包括繁体字,都是有偏颇的。具体到日常生活中,大陆的书店不容易买到繁体版(尤其是港台版)的书,定简体为天下一尊,就容易招致所谓“华夏文化已死”的讥刺。尤其是在公共媒体上,繁体字没有一席之地,年轻一代从教育到生活都丧失了识繁的机会。5月份,来北京展映的台湾文学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的主创人员告诉我,央视在签订播映协议之后,单方面悔约,仅仅因为台里规定不许播繁体字幕。繁简之争从单纯的学术争议,蔓延到日常生活,遂成为文化传播的障碍。 实际上,汉语只是5000多种人类语言中的一种,语言之间都可以相互转译,从而实现文化分享,面对同一种语言的多种样貌,更应持有开放自由的心态。从历史看,应当顺应其变迁并助其回归汉字书画同源与六书的传统,从区域和品类来看,不妨兼容并包,求同存异,去粗存精,去芜存真。繁简之争只不过是汉语生态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议题,这个议题至少在大方向上在民国时代就已经拟定,只不过实施于建国后。在电子阅读时代,繁简已经不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按钮就可以实现繁简转化。今日的字体之争,精髓应在于超越繁简,聚焦更精细化专业化的字体美学,从电脑字体设计与排版的美术层面,让汉字在互联网时代展现新的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