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华文化的主体文化是汉文化，而汉文化中的主体文化是儒文化，其它各家及外来文化是非主体文化。儒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思想领域相当活跃，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农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儒家只有其中之一。儒文化的创始人孔子是春秋末年的一位思想家，在当时并不十分显赫。鲁迅先生曾说，“孔夫子是在身后才阔起来的”。那么，为什么他的学说能成体系地流传下来，而其他众多学者大多留下只言片语呢？这是因为他总结了适合中国经济、地理、人文环境的规律性的东西，这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可以超越时空。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农业大国要求全社会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而儒家思想恰恰适合了这一需要。当然，战国中期的孟子对其思想的发扬光大，也是儒家思想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孟子用“圣之时者也”评价孔子，称他是圣人之中善于与时代结合的人。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儒家思想的传承也经历了几番周折。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对六国残酷镇压，并焚书坑儒。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的书全都烧毁，只留下农业生产和方术一类的书。此后经过连年战乱，到汉朝统一后，农业、手工业得以恢复，城市得以发展，此时就需要提倡一种积极向上的学说来凝聚社会力量。于是，董仲舒在诸子百家中选择了适合温带地区农业社会环境的儒家思想，并被汉武帝采纳。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孔子的学说才开始广泛发扬起来，孔子本人也被尊为“至圣先师”。
儒文化的产生有其人文环境和历史原因。中华文化发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气候温和，水源丰沛，远离古代人难以征服的大山大河。在世界历史上，中华民族是比较早进入农业生产的，河南殷墟一带在古代极为发达，就是因为这里适合农业耕种。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农业要求稳定，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以及生产技能要有继承。稳定使农业生产有空闲季节，于是手工业得以发展；农业受气候的影响，气象学、天文学开始发达起来；需要测量土地，数学也开始发达。因此，在农业社会里现代科学的很多雏芽已经成长起来。两三千年前的生产工具十分落后，这就要求生产合作，此时最好的合作方式就是家族。当家族出现私有制后，就有了家庭。由于生产的剩余资料不多，人人都得尽自己的力量，因此，家庭就要和谐，每个成员都要对家庭尽义务，这就具备了儒文化形成的基础。
稳定性使农业社会现出了剩余产品，与游牧社会产生了极大反差。游牧社会则“逐水草而居”，要求流动。当看到农业社会的富足，到草丰马肥时就来掠夺，并不致力发展自己的文化。因此，游牧社会很难形成发达的文化。在此情况下，为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犯，汉民族开始修长城。秦代的一万里长城恰是这两种文明的分界线，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这条线恰是降雨量的等高线，长城以南是400毫米以上，适合农耕；长城以北是400毫米以下，适合游牧。
在农业社会环境发展起来的儒文化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伦理观念即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重群体轻个体，重义务轻权利，这恰恰适合农业社会的生产条件。而工业社会则不同，工业化社会在重视群体的同时，对个体也不能轻视。因此说产生人权的土壤是工业社会，并非农业社会。
第二，在世界观即在处理人与自然及周边环境的关系上重和谐轻征服，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这一特征。比如两河流域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以及后来的天主教，其教义全是出征，是重征服轻和谐。英国的清教徒和一批囚犯跑到了北美，把印第安人斩尽杀绝，当初北美的英属殖民地大部分土地都是靠杀戮掠夺而来的。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春秋战国时期的征战也只是境内的战争。据一位欧洲学者统计，唐贞观年间中国的GDP是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明永乐年间是全世界的50%。十八世纪，清代康、乾年间占全世界的33%，到1800年还占26.7%。而现在美国也只占26%。而我们是世界经济强国时期，我们的祖先也曾到过朝鲜、越南等国，但从来都是作为宗国接受朝贡，而非直接统治者。但到了清末，由于朝廷的腐败无能，使莫名其妙的一股恐洋症如瘟疫一样传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洋鬼子的军舰刚一登陆，清兵就不战自溃。
第三，在人生观即今世与来世的关系上重人世轻鬼神。所有哲学、宗教都要研究现实与未来的关系，儒文化也是如此。可以说，儒文化是中华民族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结合。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生的事情尚不知晓，何以谈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绝不谈怪异、暴力、变乱及神鬼之事。儒家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也吸收了诸子百家的学说，但神鬼之说儒家并未吸收。不管庙里的香火有多盛，但神的意志并未进入人们的世界观，于是才有求佛不灵就要骂佛的现象。可见并非真诚的信仰，这与宗教要求的虔信有很大不同。西方宗教认为一切都是神或主创造的，《圣经》中有“摩西十戒”，伊斯兰教里先知穆罕默德传达安拉的旨意，都在讲人不得奸淫、偷盗、说谎，人间的规矩是上帝的要求，谁犯了天条就要对神忏悔。由于在面前人人都具有同样的权利，因而平等的思想在犹太教、基督教里很早就埋下了根。这与中国的农业文化重层次、讲等级形成鲜明对比。
总之，重群体轻个体，重义务轻权利，重和谐轻征服，重人世轻鬼神的特征，表现出中华文化是一种注重功利性的文化。
农业社会的进步是缓慢的，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儒文化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合社会的发展。中华文化由原始社会所产生的文化幼芽逐渐长成一棵文化大树，在这当中广泛地吸取本民族的其它学派和异族文化的营养。汉朝时曾把孔子神化，即把孔子奉为有形象、有性格的人格神，这就将儒学推到了极端。当人格神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旦破灭，信仰就没有了，于是天下大乱。这就是西汉末年社会一片混乱的原因之一。到东汉光武帝刘秀宣布图议价谶于天下，而后来便进入反孔哲学阶段。这与当时把儒家推向极端，对孔子学说胡乱解释有直接关系。东汉之后，晋朝由于国力不强，没有统一的思想，其统治也是暂时的。到南北朝时期人们又开始活跃起来了，不再把孔子神化了，也不再独尊儒术。所以，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这个基础上儒学才比原来又进了一步。
中国文化重现世轻来世的传统，使中国人形成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朴实思维，因而很少有抽象、辩证的思维。而一个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抽象、辩证的思维是必须的。隋、唐统一后，佛教对儒家学说形成一种冲击，使其又获得一次自省、汲取异质文化以丰富自己的机会。唐僧取经后创立了唯识宗，但过于琐碎，中国人不易接受。后来传说达摩来到中国，在嵩山面壁九年创立禅宗，三祖、四祖、五祖都未能得以宏扬，直到六组慧能在广东一带发展起来。慧能提出人人皆有佛性，只不过被尘世阻碍了，只要去除障蔽，佛性会突然醒悟。而且修行不一定非要出家当和尚，在家里生儿育女、种地照样可以，这适合了农业社会的需要。但慧能当时所在的广东还是荒蛮之地，影响不在，后来七祖神会到洛阳辩论、宣法，打败了传统的佛学，于是禅宗大行天下。到现在上，中国的寺庙里大部分是禅宗，而且在日本、韩国也很流行。其次就是净土宗，认为人心里都有块净土，慢慢修行就能成佛。修行手法也很简便，主要是念“阿弥陀佛”。
佛教为儒文化开了一个境界，又补充了不足，解决了现世与后世的问题。从唐代到宋代，儒、释、道三家是互通的。唐代三大诗人中，李白飘飘欲仙，带有道家色彩；杜甫沉郁闵世，带有儒家意味；而白白居易则干脆自称居士，于是这三人把儒、释、道三家全占了。三家之中尤以佛家的影响更为广泛，比如唐代大诗人王维，字摩洁，而《维摩洁》本身就是一部经的名字，他写的诗也大多带有禅意。宋代苏轼的一些诗词也是如此。
宋代程朱理学的产生，与佛教对儒家的启发有直接关系。更深注重思辨，以天理为宇宙之本，认为“万物一体，皆有此理”，追求的是终极理论。南宋陆九渊在此基础上提出“心即理”，“圣人之学，心学也”。理学发展到明朝干脆更进一步成为心性之学，反求诸已，要达到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王阳明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进而提出“知行合一”理论，认为人的“良知”是万物存在的根据。显然，随着农业社会的发展儒文化也在不断地自我调整，特别是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那时的商人也是追求最大利润。儒家学者发现需要调整人们的道德观，提倡心性之学，提高自我修养。这些理论与《论语》相比已有很大变化，也有很大发展。
美国加州大学一位教授写了一本名为《儒教与中国的现代化》的书，认为中国按其古代哲学的发展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由西方人送来。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一种文化的调整往往需要几百年时间，中国由于过去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使国力日衰而不知，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洋枪炮中断了中国文化的自我调整。当前，我们正处在经过萎缩、衰落之后的文化自省阶段，是在封闭保守之后，主动和异质文化接触、吸纳、融合以图奋起的阶段，现在需要把宋明时代没有调整完成的阶段延续下去。如果给中国以时间，随着中国经济新形势的发展，凭借中华文化几千年的经验，这种自我调整会顺利完成。这种文化必将与现代生活相适应，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把中国推进到现代化。
三、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
（一）文化与经济从来密不可分。文化与经济是人类所创造的财富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即文化是整体，是物质财富、经济财富的总和，经济只是其中之一。生产力越发达，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就越密切。从这个角度说，今后的经济是文化经济。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如果中化民族在文化问题上变得自觉了，对华文化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并且把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结合好，可以预见中华民族在未来的民办经济地位一定是举足轻重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只有发达的经济而没有先进的文化，并非真正的强大；如果只谈经济，不谈文化，经济的发展也难以持久。就一个国而言如此，就一个企业来说亦如此。
实际上，文化经济的阶段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很多人在具体工作中还没意识到。美国的科技是依靠美国的文化发展起来的，而美国的文化则是将世界各国的移民文化兼容并蓄发展起来的。现在许多企业在变经，但我至今尚未听哪个老总说在录用员工时要考量其是否孝敬父母。中国文化主张“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不敬父母的人怎能跟周围的职工和平相处呢？因为在中国人眼里，国家就是“家”。我没研究过世界所有国家的语言，起码拉丁语系里没有把国和家合起来称为“国家”的。只有中国把国和家合起来称，家就是放大了的国，国就是缩小的家。如果我们的企业文化都能把家放大成企业，把企业缩小成家，我看企业和职工都会不一样。当然，企业老总要像爱护自己的弟妹或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职工，这是相互的。
人可以创造物质，也可以将其毁掉，“9·11”就是一例。只有文化，特别是底层文化所涉及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现实与未来的关系等关系，是任何武器都摧不毁的。只要有人在，那些物质的东西完全可以复兴，以色列就是典型的例子。犹太人于公元前10年建立以色列国，到公元159年以色列被灭，犹太人在1800年间没有祖国，在历史上遭到了德国、法国、波兰多次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只不过是最后一次。1947年联合国决定同意以色列复国，两三年之内回去了两三百万人，以色列现在的人口是800万，占全世界犹太人的三分之一。犹太人的人数虽少，却掌握了世界财富总量的相当比重，仅华尔街就有四分之三的财富掌握在犹太人手里。有希伯来文在，在犹太都的教义在，有犹太的社区文化在，犹太人就能在世界上顽强生存。反面的例子文化也有，匈奴、鲜卑族也曾经很强大，但由于没有强大的文化都消亡了。埃及法老文化也没了，现在的埃及是另一人种。古希腊、罗马都是如此。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无科技，无以强国；无文化，足以亡种”。
（二）文化渗透于经济的全过程。从经济活动中的人到对经济活动的处理，从产品的设计、生产到产品的交换以及使用，无不渗透着文化，因为经济的全过程都是人的活动。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人主动地采取一种运动，用它来改变人和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归根结底也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现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现代化风行世界，这既会给各国带来快速快速发展的经济和良好的效益，也有可能带来文化一体化的问题。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有计划地推广它的文化，即价值观。
当前，所谓文化一体化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经济活动有其共性，不管哪个国家都得这么做。定了合同就必须履行合同，否则就诉诸法律，这是规划；股票低价买进，高价抛出，这也是规则；顾客买东西也愿意到服务态度好的商店去，这些共性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这些东西是和民族的特性混在一起的。如果抹煞了民族特性，经济肯定会萎缩。所谓与世界接轨本来讲的是经济问题，后来似乎形成了什么要接轨了。我不赞成什么都接轨，比如学校内部的操作机制就不能与国际接轨，发达国家的大学生暑期打工就够一学期的费用，我们的下岗职工还有这么多，大学生到哪儿打工？与世界接轨要分是什么问题，该接轨的赶快接轨，不该接轨的还要保持民族特色。这个问题在这一代年轻人身上表现得比较集中，一旦民族文化衰落、消亡了，民族也就名存实亡了。因此，文化自觉的问题在当代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而紧迫。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具有本质的区别。列宁曾经说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看到物与物的关系，马克思经济理论则看到了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因为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要提示这一本质，而资产阶级或者认识不到，或者有意掩盖。现在，我们谈经济时对文化注意不够是很危险的。中国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最近世界银行行长沃尔森在世界银行理事会上很客观地称赞中国经济的发展，他看到那么多贫困人口得以脱贫，认为只要是领导集体坚强而能干，人类很多地方的脱贫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他毕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看不到深层的东西。实际上中央在决策过程和操作方法上渗透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在思维方式里包含了很多中华文化，这些外国人无法看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不仅看到物与物、实际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更看到了中国社会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单就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级”这几个字，就渗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目前的中国社会处在何种状况呢？如果说中国是巨人，那么，她是一只脚已踩后工业化社会、数码经济、网络经济、电子商务时代，而另一只脚还踩在几千年前孔子时代的耕作方式上。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只有中国有这么大的跨度。要想均衡发展，使全国达到小康，如果不根据这种特殊的情况采取相应对策，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而所谓“休克疗法”，是美国为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设计的方法，其效果怎么样，大家有目共睹。
（四）文化自觉之后应注意经济活动中的文化因素。当人们对文化有了自觉意识之后，就会注意经济活动中的文化因素，透视它，体现它。经济活动中的文化因素，应该包括文化的各个层次。人们通常所说的企业文化是亚文化中的一支，现在企业提倡的所谓文化，基本上只来自经济本身，甚至是企业本身的需要。这个问题比较普遍。比如“客户是上帝”，这个口号对不对暂不去追究，起码对于职工来说它是外贴的，是企业的决策层根据企业的发展定出来硬让员工接受的。包括“团结创新”一类的口号都是领导层定的。不是企业职工的心声。只有把民族文化传统和时代环境相结合，才是骨子里的文化。
中华文化的忠、孝、仁、义、信需要在现代发扬光大，如今我们所提倡的讲诚信，搞诚信体系，不是学西方的，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土产”。孔夫子说过“不无信不立”，意思是不讲信用是站不住脚的。“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一个人没有信用，我不知道他怎么能行。讲求诚信本来是在中国的农业社会埋下的基因，只不过这些年金钱把人们的头脑冲晕了，这是文化的脱落，现在需要自觉恢复。如果我们今天的企业能利用这个机会，给职工通俗地讲讲中国古代的传统、古代讲信用的故事，让他们自己得出一个理论，比贴几个标语要管用得多。外贴的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文化，到了市场经济社会，人和人的关系要超越雇佣，骨子里的文化都能体现社会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提倡公民道德建设，在农村评五星级、四星级家庭，其中就有孝敬父母，爱护兄弟姐妹，这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的形式。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不要求这个民族所有的成员都自觉。人类历史经验表明，只要是当政者和知识层有了自觉，就是整个民族的自觉。欧洲的文艺复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发起，却在法国、英国开花结果。而在法国、英国也是少数的精英和产者自觉了，广大人民并无意识，各国都是如此。所以，只要当政者和知识层自觉了就意味着民族文化复兴的开始。我们当前的情况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当年的预言，在一个经济建设高潮到来之后，必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文化建设高潮的前期。文化建设的高潮并不是文化部搞多少台演出，培养多少赏，城市怎么搞规划，文化氛围多一些，而是方方面面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文化一起繁荣起来。因为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企业内部和企业与企业之间，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
现在我们已处在一个文化自觉的时期，千万个家庭已经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体会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需要改善，青少年的成长、文化市场当中的文化垃圾问题都要亟待解决。而“三个代表”理论中关于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问题的阐述，正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为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可以这样预言，在人类最先进思想的引导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结合一定产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而这一文化的成熟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之时。
（作者王朋，欢迎您与作者探讨您的观点和看法，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