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经济效率很受影响，二十多年以前市场取向的改革以后，我们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就活跃起来了，非常见效，于是经过十多年，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济总结写进了党的十四大的决议。但是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公平关系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跟过去兼顾效率与公平发生了新的变化，就是把以前这两者兼顾同时兼顾、同时并重改变成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也是兼顾，使这两者的关系由效率公平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同等兼顾，改变为效率处于优先的地位，公平处于兼顾的第二位，兼顾是第二位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所以两个兼顾不一样的，一个是第二位，一个是同等看待。效率优先跟兼顾公平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每一次重要的会议都是这么提，一直到最后，它是我们国家在收入分配领域一个正式的精神可以这么说，到不久以前。
当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提法是适合于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历史时期，这个指导思想也是通用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经济理论界也出现了代表不同决策利益的声音，有些人借先优先，一个叫优先一个叫兼顾，一是第一位，一个是第二位，就有意或者无意，它是无意的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因为有一个优先，有一个兼顾，有一个第一位、第二位的问题，所以要兼顾一下，有意无意的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聚敛财富的过程辩护，我们现在财富要增加，当然是需要增加的，以前用正当手段增加财富我们要鼓励，但是它单纯为一切聚敛财富的过程辩护，这就不符合的精神。
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央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这是中央的精神，丝毫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意思。随着经济总量的发展，社会公平的问题，逐渐上升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忘记邓小平在1992年就对于突出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做出前瞻性的论断。他那个时候在南方讲话里边就曾经设想，在二十世纪末我们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上个世纪末我们基本达到初步达到了，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1992年就预示到这个事情，但是到世纪之交，我们并没有按照邓小平的预示，突出提出和解决贫富问题，调整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关系，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说收入差距已经发展到两极分化，邓小平说，如果我们到了两极分化，我们改革就失败了，大家要注意到，到了两极分化，我们改革就失败了，我们现在还不能这么说，已经达到两极分化，也不能够说，我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到社会不能够忍受的限度，现在还有限，还可以忍受，因为反映公平分配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经济学上的名词，越低越公平，越高越不公平。
现在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45，现在还在上升的阶段，还在继续上升阶段，客观上还要继续上升，就是说在客观上，今后一段时期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还不能够停止，但是我们不采取措施，收入差距迅速向两极分化，向社会承受极限接近的危险，这个危险性是存在的，有向两极分化，向收入承受极限接近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要重视社会公平问题、社会公正的问题，要调整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社会公正的份量。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可以淡出，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公平与效率优化结合这样的来过渡，我是提出这个主张好几年。我提出这个主张之后，在理论界有不同的反映。有的人说，我这个主张是零碎主义的主张，他们认为分配领域还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把效率优先放在优先的地位，放在第一位，把社会公平把兼顾公平放在第二位，我觉得至少这样一个精神，从五中全会最近的提法是不一致的。
大家知道五中全会有许多新的精神，很重要新的精神，我这里不去详细讲了，我就我要讲的范围提一下，就是其中一项是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公正，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也是这么提的，五中全会也是这么提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公正，但是没有再提五中全会的文件，没有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来初稿上还有，大家提了意见也没有再提了，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如果注意，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当中，已经不出这个提法了，这一次五中全会继续淡出这个提法表明了中央贯彻科学的发展观，重视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和谐社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构建和谐社会，这个举措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经济理论界和一些媒体，由于学习中央精神不够，没有注意到中央文件的变化，它现在仍然不时有宣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述出现。为了深入领会中央关于收入分配新的指导精神，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并不符合我们当前形势的要求，清理的理由，理由何在？要讲清楚道理，人们才能信服。当然大多数群众很欢迎这个事情，但是有人不信服。所以，有必要要理清这方面的理由，并且我们要效率还是要尊重的，还是要重视，这个提法放到应该讲的地方去讲，我们不是不提，要放在应该讲的地方去讲。我以为比较重要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意味着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把社会公平放在第二位兼顾一下，更加重视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平，搭不上界，怎么样能够更加重视呢？突出的重视呢？你放在第二位怎么能突出重视呢？兼顾一下，所以这个提法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时期，不适用于初级阶段的整个时期。
第二，小平同志在1992年讲，在本世纪末就是2000年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达到，没有完全达到，全面达到，但是基本上达到就要突出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问题，假如我们把社会公平放在兼顾，放在第二位的位置上，就不可能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提法从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相驳。
第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平造成许多的矛盾紧张和社会不和谐的现象，我们不是要建设和谐社会吗？现在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很多不和谐的怨言，潜伏着隐患，不时地爆发，现在群体性的事件是很多很多，我就不举具体的数字。如果把社会公平放在兼顾的第二位，同我们党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不符。
第四，按照国际工人分配公平指标，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以上，超过国际的警戒线，也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他们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3—0.4之间，更超过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例如北欧的瑞典等等，他们的基尼系数是0.2—0.3，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仅仅远远大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中国历史上贫富差距空前大的时期，如果再拖下去，把公平放在兼顾的第二位，如何与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称号相匹配？
第五，效率优先不是不可以讲，我们强调效率，但是应该放到应该讲的地方去讲，而不是放在收入分配领域，我们知道效率、效益、质量这一系列的概念是同速度、人财物的投入、数量级一系列的概念相对应，一方面是效率效益质量，另一方面是速度、投入、数量一系列的概念相对应，我们党转变增长方式这样一个方针，很重要的一个方针，要求把质量和效益、效率作为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因素，而把人财物的投入，把数量的增长，把速度放在适当重要的位置。所以，对生产领域来说，可以讲效率优先，比方说还有兼顾速度，把质量、效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主要靠拼投入、拼东西、拼原材料和能源、拼人力、拼财力，靠数量的增长实现经济的增长，不能主要靠这个东西。这符合正确的发展是硬道理的大道理，发展是硬道理，当然是一个大的道理，我觉得我们这样做是符合发展是硬道理的大道理，因为不是任何发展都是大道理，大家要知道，发展是大道理，不是任何发展都是大道理，不讲效益、不讲质量的发展就不是大道理，这个大家要注意的，小平同志也是这么讲的。而且照这样粗放的发展下去，后果令人担忧，原材料，我们的资源承受不了，我们的环境承受不了，粗放的发展下去，邓小平说，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有同志在媒体上写文章，他担心，你这样提是不是效率优先的时代是不是已经过去了，看来效率优先还要20年才行，没有人这样说，没有人这样讲贬低效率，因为效率总是要强调的，不能说是我们只强调20年，恐怕不是20年，永远要强调，但是要把效率优先放在生产领域去讲，不要到处去讲，放在生产领域讲非常合适，这是它永远存在之地，有人讲效率优先讲20年，我讲不止20年，我讲将永远存在。
第六，再分配领域，效率与公平，原先人们设想的是此涨彼消的关系，或此消彼涨的关系，一个涨一个消，在一定的范围内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平均主义不利于提高效率，此消彼涨，所以有优先兼顾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需要先照顾，不要把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看得太重，把效率搞上去。
但是后来大家研究，两者之间不单纯是此消彼涨的关系或者此涨彼消的关系，而应当是辩证的矛盾统一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收入差距分配过大和过小都不利于提高效率，收入差距过大了，引起社会的振荡，引起社会的不安，引起人民心理的失衡，也是不利的，对穷人不利，对富人也不利，社会不安对富人也不利。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矛盾统一的关系，所以就不存在哪一个优先、哪一个兼顾的问题，要辩证统一地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第七，收入分配有人说，初次分配可以讲效率优先，再分配我们再谈公平，再注重公平。这个话是说不通的，难道初次分配社会公平就不重要？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个人收入高，垄断行业的个人收入要比非垄断行业高上四五倍、六七倍，不是说他们的人员素质就高，他们比别人更努力一点，他们更聪明一点，不是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到了垄断行业你就沾便宜一点，这是不是初次分配问题？有些部门、有些企业，企业高管人员上百万、成百万的工资，不是一般的私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我讲国营企业也是这样的，普通制度一年就几千块钱，这是不是初次分配问题？一些外资的工厂南方一些工厂，福建、广东的一些工厂，外资内资的工厂，还有一些内资的工厂是一样的，包括国有的、私营都有的，不是普遍的现象，有这个现象。他把工人，特别是民工的工资压得那么低，我知道深圳的工资几年都不是很涨的，好多年经济发展上去了，人民的生活没有跟着涨，虽然也涨了一点，民工的工资基本上还是过去的状况，压得那么低，而且多年不涨，过量的剥削剩余价值，现在剩余价值不多提了，我还是要提，确确实实是存在的，过量的剥削还是存在的，这不是初次分配问题？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合理、不合法、不规范的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不是初次分配当中，不是很多在初次分配当中产生的，在生产领域、在流通领域产生的，而不是到再分配才能解决的。初次分配秩序混乱，初次分配中社会不公问题，能到不需要重视、处理、解决，还要等到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我们现在的财税再分配方面是很弱很弱的，调节不了什么社会问题的，当然也做了一些工作，是远远不够的，财税再分配杠杆是远远不够的，是解决不了整个的分配不公问题的，必须在生产流通分配领域，初次分配再分配领域，通盘考虑这个问题才行。所以在收入分配领域，就不用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不要再提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原来五中全会初稿也写了，后来大家提了意见，觉得不大好，就没有提，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都不是合适的，应该强调不论初次分配、再分配都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
正如这次五中全会文件所强调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经济工作会议也是这么强调的，这符合改革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也有利于调动大多数人改革的积极性。我认为突出提出和解决邓小平提出的问题，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因为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国家综合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现在已经完成了GDP的第一个翻番和第二个翻番，这很不容易，正在进行第三个翻番的阶段，我国居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向全面实现小康水平过渡，并且已经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能力，可以逐步地解决多年来积累的、形成的贫富差距，当然不是一步到位解决，而是逐步解决。这里我所讲的，我国已经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能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是相对于过去而言的，我们过去能力确实是增加了，并且强调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只能够逐步解决，不能够一步到位，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是富，但是还是很穷，比发达国家还是很穷，力量还是不够。
今后的方向大家要明确，就是要更加重视，不是放在第二位，放在兼顾的地位，而是要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这是很重要的，你到底是第一位、第二位还是兼顾的地位，为了辩就是为了辩明这个道理，现在有些同志反对这个意见，他做了一些计算，就是按照低水平的社会公平来分配，如果我们解决城乡差距，解决城市内部的差距和解决地区差距这三大差距财政要在十一五期间拿出来28270亿元，财政拿不出来，向农村和西部转移支付，财政上没有这个能力，他的意思二十年内看来都很难做到，二十年来也只能效率优先、兼顾放在第二位，公平放在第二位。但是谁也不会要求财政在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拿出这么大的款项解决三大差距的问题，谁也没有头脑简单到这个程度，何况收入差距的解决远远不是光靠财政的钱所能解决的，不能的，光靠财政怎么能解决呢？光靠财政的转移支付，单向的措施不能够解决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必须从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才能够达到目的，总不能够因为财政一下子拿不出28270亿元转移支付，而劳保、社会公平问题放在第二位，放在兼顾的地位，而不把它放在更加重视和突出的地位，邓小平同志早已提出，要突出解决提出的问题大问题，把这个问题推到二十年解决。
五中会议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结构已经逐渐形成占有财富、权力和知识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可以贫困农民、城市民工、城市职业者和下岗人员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确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谁也否定不了的。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有很强的影响，在社会舆论和话语权中也很有影响，但是弱势群体缺乏相当的组织形式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除了用上访等形式申诉其遇到的不公以外，很难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种社会缺陷，这种社会缺陷亟待弥补，如果令其发展下去，这只能扩大社会的鸿沟，我们不希望扩大，我们希望缩小鸿沟，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我国在改革之初，各阶层人民光受改革之惠，生活改善，没有分化出明显的利益集团，大家普遍的，积极的支持改革，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回想一下，之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不同利益的人群逐渐形成，有的在改革中受益较大，有的暴富，有的受益较小，有的甚至受损，对于改革的支持当然有变化了，这是很自然的，得意较多的利益集团中，有人说改革必须要付出代价，必须要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几千万老工人，同时我们也听到另外一种对应的声音说，为什么就是我们，不是你们，既然改革过程中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人们对于改革的看法发生分歧也是很自然的，对改革进行反思也是必要的，改革反思就是纠正改革过程当中的缺陷，发扬改革当中的积极的东西，把改革推向更加健康的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轨道。现在有些人把不同于自己意见的人一棍子打成反对改革，否定改革，想垄断改革开放的话语权，这是很不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