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人们对搞好国有企业倾注了太多的精力、智慧和辛劳，但结果并不令人乐观。究其原因，我以为最为根本的一条，是未能找到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所在。 有人认为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在于所有制改革，认为国有企业没有真正的所有者或所有者代表，从而造成企业资产增值无人负责的现象。这种认识至少是片面的，它至少解释不了为什么有些国有企业可以搞好而有些私有企业反而跨台的道理。 众所周知，海尔、双星、奇瑞等，都是国企，至少起步时是国企，但都搞得很好；南德、飞龙、多爱等，都是私企，都有真正的所有者代表，但却倒台。 国外的情况同样如此：一些国有企业搞得很好，更多的私人企业倒台了。 更为重要的情况是，国外的一些私有企业，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在经营，而是一些不是所有者或所有者代表的人在经营。这些人实际上就是专业的企业家阶层。他们虽不是所有者或所有者代表，但他们把企业经营得相当好。之所以如此，原因也许很多，但其中一条至关重要，那就是他们多为企业家，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激励，有一整套的激励机制，当然也有约束机制。这套机制是谁制定的？当然是躲在企业家背后的所有者或所有者代表制定的。 我们的国企，其所有者是国家，而其所有者代表是政府，那我们的国家或政府为什么就不能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呢？这里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只是实施起来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一个探索的过程。 要说民营企业的优势，可能就在于其激励和约束的机制来得比较直接、比较彻底。做好了，企业家可享受到较多的利益；做不好，市场是无情的，有市场去约束他。这种优势是值得国有企业学习的，我以为也是国有企业可以学得到、学得会的。 也有人认为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在于资金的大量注入。这种观点也是片面的，它至少解释不了为什么有些通过上市募集了大量资金的国有企业仍然搞不好，而有些国家没给一分钱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却能搞好的道理所在。事实上，国家所给予国有企业的资金注入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而言是最多的。光资本金的注入就数以万亿计。但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而根本得不到或很少得到国家资金支持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却异军突起，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经济成就。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凡是取得非凡成功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一般来说都是从零或从小起步的，也就是说，一开始并没有多少资金。无论是北国的东方集团，还是南国的合生创展；无论是京城里的联想集团，还是乡村中的万向集团，莫不如此。 还有人认为，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认为一些国有企业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其所处行业属于传统产业。我们以为这种观点也不完全正确。这种观点至少难以解释为什么传统产业中的有些企业能够搞好（钢铁、石化、纺织、汽车等行业里都有一些好企业），而新兴产业中的有些企业反而搞不好（计算机、生物制药、网络等新兴产业中也有一些很差的企业）的原因所在。我个人认为，一个企业办得好坏，与其所处行业的前景好坏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决定性的。再传统的产业，只要注入创新和拼搏的因素，都会焕发出新的生机，都会孕育出好的企业。更何况，现在高科技的发展又为传统产业的改造创造了前未有的条件和几乎无限的可能性。
那么，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究竟在哪呢？我们以为关键在于有没有足够的企业家以及这些企业家能否与国有企业实现最佳匹配。这里我们对经济学家魏杰的看法表示赞同，一个企业能否搞好，最主要的因素是两条：一是这个企业里有没有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二是这个企业家有没有真正掌握这个企业的命运。只要有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真正掌握了一家企业的命运，那么这家企业是不愁办不好的。这一道理不光适合于国企，同样适合于非国企。一些国企换了几任厂长经理依然不能走出困境，最关键的我以为还是未能找到一个好的企业领导，未能建立起以这个领导为核心的领导班子。这里头几种可能都有，要么是这个企业压根就找不到这么一个人，要么是这个人生不逢时，就是找不到他的头上，还有一种可能是有这样一个人，也走上了领导岗位，但由于体制的原因，就是不能真正掌握这个企业的命运。 为什么现阶段民营企业的经营业绩总体上要好于国有企业呢？我认为关键因素就在于：民营企业总体上业已实现了企业家与企业的最佳配置，而国有企业总体上并未做到这一点。一个好的民营企业里总会有一位好的民营企业家在经营，否则这家好的民营企业就不会存在；一位好的民营企业家总会缔造出一家好的民营企业，否则他就不是好的民营企业家。这里不存在一个好的民营企业家不能掌握企业命运和一家好的民营企业里不存在一个好的民营企业家的问题。也就是说，企业家与民营企业之间总体上业已实现了最佳配置。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企业家与国有企业的最佳匹配呢？ 一是要转变企业家与国有企业配置的方式，即由政府“选拔企业家”向市场选择企业家过渡。 企业家与国有企业的匹配，在我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实践中，并不是企业家与企业“双向选择”的结果，更不是“企业家市场”筛选的结果，而是政府“选拔企业家”并强行配置给企业的结果。这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致的。在这样的体制里，国有企业只不过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与其说是一个经济组织，不如说是一个行政单位更合适。这样的体制不可能选拔到真正的企业家。事实上，国企一直是在政府行政官员的指挥下运行的。这里的厂长经理都不是企业家，而是政府行政序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也可以叫做准官员阶层。他们有行政级别，有比照政府官员的待遇。他们中可能有些人是很有经营才能的，但更多的人可能只适合于做官，而并不适合于做企业，更谈不上能成为企业家。而且在那样的体制下，也不需要什么企业家，因为他们不需要面对市场，只要按照国家或政府的指令进行生产经营就可以了。现在搞市场经济了，这种对企业经营者和国有企业进行匹配的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严格说来，政府的职能不是去选拔企业家，而是要创造一种由市场来选择企业家的环境或规则。严格说来，企业家是不可选拔的，他只能由市场来选择和证明。但市场把企业家选择出来之后，政府、社会加以培养、提高、激励和保护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由政府来“选拔企业家”，无疑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至少是参照选拔政府官员的标准，而用选拔官员标准选出来的企业负责人是不一定适合于经营企业的。而且由政府来选拔企业经营管理者，免不了带有政府好恶的成份，难以保证选拔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同时也会助长被选拔者的投机主义思想或做法。一旦被选拔，他考虑更多的可能是自己的位子，而不是企业经营的好坏。他多半会对政府和政府官员言听计从，而不去或很少考虑市场的需要和变化。这样的企业经营者是很难把企业导向良性发展道路的，更成不了企业家。 二是要激励好国有企业里现有的、已被实践证明为真正属于企业家的人们，使他们能够长期留在企业里工作，为搞好企业而奋斗终身。 这里最需要避免的情况是因激励保护不够导致企业家犯经济上的错误而被淘汰。有些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为社会创造了巨额的物质财富，甚至于还有一定的精神财富（表现为管理经验和企业文化等）。但社会所给予他们的，却非常微薄，与他们创造的价值不太相称。而一旦有一天他有了一些损公的事实，对其处罚往往又很严厉，甚至为此经常断送了一些优秀企业家的职业生涯。这样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严肃了党纪、政纪，但同时也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损害之大，往往难以估量。说会制约这个国家走向富强当不为过。当然我们不是主张企业家犯事不要处罚，而是说要有奖有罚，奖罚得当。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奖得不够，罚得够呛。而且，在我们看来，越是奖得不够，可能越是带来处罚。因为奖励一旦到位，企业家损公的情况一般来说会相应减少，相应地，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处罚了。处罚少了，企业家涌现的速度就会快一些，他们为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就会大一些。 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企业家是从事判断性决策和管理这一复杂劳动并据此领取报酬的人。是一种特殊人才。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因其稀缺，所以就应比常人有更高的人力资本价格，即更高的经济收入。而且我们还认为，这种高收入不应该是一般的高，而应该比常人高得多。高多少？现实中有人说应高出一般职工3--5倍，有人说应高出7--8倍。笔者以为这些说法的科学性都不强。企业家收入的高低，不是与一般职工收入相对比的结果，而应该是与其所推动的资产规模、取得的经营成果、承担的风险和责任相对比的结果。一般来说，企业家推动的资产规模越大、取得的经营成果越多、承担的风险和责任越大，其收入就应越高。相反就越低。当他们的经济收入与他们的努力和贡献相适应时，他们的行为就会长期化，就会把企业带上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相反，其行为就会表现出短期化特征，就不会有凝聚力，最终也就形不成一个强大的集体力量，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企业搞不好以至于垮台。一些国有企业里的企业家，能力和成就都很突出，但往往就因为他们的短期行为而葬送了前程。云南的褚时健等，都是明显的例子。我们这里不妨设想一下，若国家或政府给这一类企业领导人以足够的经济上的激励，情况又会怎样呢？可能会出现人心不足的情况，但也可能会挽救一些人，使他们走上一红到底的人生之路。再假设象褚时健这样的人，有一半能因为足够的激励而不至于犯事，那情况又会怎样呢？我敢说，如果能做到这一步，我国必将会多出一批优秀企业。这批企业中说不定就会出世界500强！ 三是应该尽早取消对国有企业家退休年龄的限制。只要他们身心健康，并能保持积极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就应允许他们继续工作，这样同样能起到避免或减少其短期行为的作用。 四是要保护好国有企业中的企业家，使他们不要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对企业家要有很强的激励，也要有很好的保护，包括法律上的、政治上的保护。很好保护的前提是对他们要有很好的、正确的认识。他们是企业家，是一群特殊的人才。对于他们，我们这个社会可以给他们以政治上的激励，但却不能拿政治上的标准去衡量他们，而要给他们以宽容，包括宽容他们性格上的特点，甚至于弱点。只要他们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活动，我们就应该允许他们有许多不同于常人的独特之处。正如经济学家所说，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往往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创新家，往往就会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常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对此，我们这个社会应表现出见怪不怪的大气。企业家不是政治家，所以我们不能用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东西去要求他们，而只能用经济的标准、资产是否增值的标准去衡量他们是否是称职的企业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保护好企业家，特别是国有企业里的企业家，使他们长期服务于他们所在的企业。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企业家与国有企业的最佳匹配并最终使国企走出困境。 在如何实现企业家与国企最佳匹配的问题上，以下几点也很重要： 一是要改变以往企业做好了就让企业家去当官而企业家自己也想去当官的现象或做法。 二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将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里真正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们挑选出来配置到国有企业之中去，同时把国有企业中有企业家素质但不在企业家岗位上的人们推上企业领导的岗位，以此弥补国企中企业家资源不足的缺陷。 三是要以优惠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家兼并收购更多的国有企业，让民营企业家管理企业的天赋和能力得以更充分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