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但矛盾却越来越多,影响发展的阻力越来越强,其表现在:劳资矛盾加大,企业文化缺失,管理模式机械,资源消耗严重,发展环保对立,核心竞争力疲软,组织生态恶化……
这一切都说明西方的管理已越来越不适应中国企业的发展,再不能把西方的管理当成灵丹妙药了,中国的管理必须另寻出路。
为什么科学十足的西方管理在中国水土不服呐?
那我们首先要搞懂为什么西方管理在中国能大型其道,我下边从学科的角度而不是政治、文化、经济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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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从管理的本质上说起。
管理是门融合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数学、行为学等多学科的一门社会科学,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兼具的特性。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的检验靠实验,而社会科学靠实践,
科学性是管理的第一特性,管理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首要因素就是其科学性。
管理可以说伴随着人类的出现就出现了,只要有人群就会有组织,因为个体的人无法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必须形成群体对付凶猛的野兽和入侵的敌对力量,这就是组织的形成,组织的形成是为了不同的目的,目的性是组织的表现形式和形成动因,为了实现组织目的,就需要统筹安排、合理配置资源、沟通协商等,这就是管理,为了组织高效而进行的一系列手段就是管理的基本元素:组织、计划、人员配置、指挥和控制。
虽然管理自古既有,但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确是不足一百年的事。
因为一门学科的形成需要一系列的要件,管理学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呐?
现代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源于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到了20世纪初,历经百多年的持续发展,资本的积累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都达到了人类社会历史上的空前水平。随着以资本积累为人类社会财富主要表征的凸现,企业在强烈的扩张期望驱使下,其规模也同样在不断的扩张之中。各类大型产业组织对目的在于提高效率的管理追寻,十分有力地推动了现代管理学的早期发展。企业在这一历史时期对效率和利润的提升欲望,既为现代管理学奠定了社会基础。
有了工业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还不够,管理学还在等待更关键的要件—经济学。176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出版了《国富论》(简称The Wealth of Nations),宣告了古典经济学的诞生,成就近代经济的基础。
古典经济学对管理学最大贡献就是人性的假设——经济人——趋利避害,个人利益最大化。
美国学者兼职业经理人泰勒根据这一人性的假设,认为工人是“经济人”,工人工作只是为了挣取工资,为此他改进工艺流程,实行标准化和计件计酬。
1911年他公开出版《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出版,在管理理论史上是一件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改进了管理手段,而且开辟了管理科学发展的道路,此书的出版宣告了管理学正式独立于学科之林,并创立了管理学中最重要的派别——科学管理学派,故而学界也把1911年称为现代管理学元年,泰勒也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
科学管理学派最大的贡献在于创造了以科学调查研究指导管理活动的管理理论,开辟了不依赖传统的经验和直观的判断而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管理的新纪元。
但泰勒的科学管理仅重视技术性的因素,忽视了人群社会因素。他的科学管理加快了脑力及体力劳动的分离,加剧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同时,使分工越来越细,管理越来越专横,工人感到工作乏味,渐渐成为机械的附属品。
这样为求取效率而逐渐迷失了人性追求的思想和主张。
还有,由于泰勒的经历所限,科学管理只解决了个别的、具体的作业效率问题,并未涉及企业全局的经营管理问题。
随着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发展,人性的研究不断进步,管理学也随着人性的不断发现而升级换代。
管理学毕竟研究人、激励人、管理人的科学,如何有效激励都是其首要研究问题。
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和奥德佛的成长理论详尽的描述了生存与自我实现之间的关系;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是通过一项研究,重点在于阐明员工重视与工作效绩有关的要求;美国心理学家弗罗姆研究了需要与目标之间的规律提出期望理论,他认为人在预期自己的行动会有助于达到某个目标的情况才会被激励起来;美国心理学家管理学家波特和劳勒在期望理论的基础上引申了一个更为完善的激励模式,他们认为努力程度取决于报酬的价值加上他个人认为需要作出努力和获得报酬的概率;美国行为学教授斯踏西亚当斯根据认知失调论推导出公平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奖励和满足的关系问题,此理论认为个体不仅关心个人的收入和支出,而且关心自己的收入和支出的比例与他人的收入和支出比例的关系;美国心理学家V弗鲁姆提出的期望理论—只有当人们预期到某一行为能给个人带来有吸引力的结果时个人才会采取特定行动。
有了这些人性探索和学科的发展,在以后的管理理更不断推陈出新。
科学性是管理的第一特性,科学性就是承认工具理性,也就是说管理学之所以有普世价值,也就在于工具理性,它可以不断重复,不断复制,不断验证而不发生变化,所以管理学中的工具功能可以跨越文化、地域、种族、肤色。
这也是西方管理能在中国传播、推广、推崇、普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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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对西方管理的冲突和对撞,造成了劳资矛盾加大,企业文化缺失,管理模式机械,资源消耗严重,发展环保对立,核心竞争力疲软,组织生态恶化等问题。
因为水土不同!
西方管理的政治背景是民主宪政的,讲究的是自由、平等,而中国的政治是中央集权,讲究的一统和权威。
西方管理的经济基础是一元制的市场经济,推行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而中国的经济是城乡二元经济,推行的是政府主导下经济特色模式。
西方管理的文化基础是基督教文化,信奉上帝万能,而中国的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杂合文化,不信上帝存在,信奉权力万能。
作为实践的社会科学必须建立在社会的基础上,社会核心元素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所以西方的管理不可能在中国长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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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管理水土不符,那么中国能否提炼出自己的管理模式呢?
很困难,因为我们的基础先天不足。
从秦汉到晚清,中国社会是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封建社会。生产的组织形态是:农 民— 地主—大地主—皇帝。生产者与统治者之间是依从与被依从的关系,在农业社会 的生 产水平所能创造的财富的条件下,只有以这种组织方式才能维护社会的生存。
中国自古就是世界农耕文明的代表,经济模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天然地排斥贸易和流通,而追求稳定和小富即安。
中国很重视家庭,因为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小农经济,同时还是消费单位,衣食住行都有家庭提供,所以中国有家国天下之说,也就说家庭稳定了,社会和国家也就平安无虞,治家齐国平天下嘛!
统治者为了社会稳定,也要求人民安分守己,各尽本分,并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加以维护这种关系和状态。
所以中国既没有管理学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那么我们有建立自己管理学文化基础吗?
儒家思想反应和维护的是农业社会的生产组织形态,即农民——地主——大地主—— 皇帝 的金字搭,它自产生起就被发展、改造,来适应封建社统治的需要, 因此儒家文化是农业文化。
伦理道德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涵盖一切的功能并最终构成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强调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
儒家文化同时还是民间士大夫文化,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和张力,但到了汉代,被董仲书等人进行了改造,被汉武帝统治集团所利用,后来又经过历朝历代不断阉割,使儒家文化几乎完全成了统治工具。
这就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用于管理有先天的不足。
中国传统文化随着时间发展,实践性越来越弱,逐步行而上为心学,而管理却要求行而下,要求身体力行;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抽象,很难量化,这也有悖于管理上精确和具体;要创立中国自己管理学需要通识现代管理学、金融学、经济学、中国管理思想史、中国经济史、中国国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系列的学科,这样的人才我们还不具备。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兵家以及各种形式的百家都是强调经验型的农耕文化的一个角度,缺乏实证和科学性,均难以担当企业管理的重责。
所以我们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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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的管理学必须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寻找出路,其原因是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突破。比如西方的管理重视科技而轻视人文,所以就形成了西方管理的特征主要是以避免“人与物”、“物与物”冲突为内容、以“发展”为目标、以“竞争”为工具,其目的则主要是为了求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管理者重视和关心的是最终物的产出,最终物的效益和成果。英美国家的企业比较强调“理性”管理,注重规章制度、管理组织结构、契约、个人奋斗、竞争等的作用。
而今西方管理理论开始逐步显示出“人本化”的倾向,无论是所谓的“管理人”思想,还是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而诞生的种种管理方法,都呈现了西方管理思想向人本管理思想发展的轨迹。其理论实质在于,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继而围绕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去展开一切管理活动。这一趋向与东方人本管理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西方管理学的发展是实现了向东方人本管理思想的回归。
中国的学者认为将人看作是主体人,提出了管理主体是人,并明确“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观点,并以此作为管理思想的核心和理论基石。
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苏东水,就是一位致力于从中国深邃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挖掘现代管理思想的人。
“我们生长的东方,并不是一个管理思想贫瘠的土地。身处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刻文化底蕴和丰富历史内涵国度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应该考虑如何一方面开掘我国古代哲学中所包含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在引进西方管理思想时,体现东方文化的特点,进而形成整合东西方思想的新的管理文化。”苏东水教授说。
这是中国另辟奚径而又恰逢其实的聪明之举。
21世纪管理学的发展主题将是科学主义理性管理与非理性主义管理的深化,其中社会学方法论以及人类社会存在客观性的关注无疑成为管理学的巨大推动力,从泰罗制到文化管理,管理学就在这种理性管理中不断震荡发展,其深层内因反映了经济学理性和社会学非理性两种观念的对立,中国非理性文化强调“天人合一”,重视自我修养和内心世界的平衡,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和社会稳定,强调情感,潜意识和感觉,追求人人为社会做贡献的价值关系,行为准则。
但管理学管理学从本质上说是显学,是实践的学科,所有的理论与创新必须经企业管理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才能被承认和接受。
(2008年3月30日在清华大学国学研修班上演讲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