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凤凰周刊》2013年第9期的封面故事，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大陆特殊群体的众生相，在报道的导语中，编者概括了这一群体的特征：“从大多数情况看，他们都有相似的家庭和个人出身，文化水平有限，90年代下岗，所依附的国企破产，个人陷入贫困，靠养老金度日。”导语同时还描述了他们的共同背景“以社会学和田野调查的视角看，他们整体上以‘50后’为主，他们并非对过去真相隔膜，而是亲历者和见证人”。 这是一个可以称之为“时代脱节者”的群体。 报道所呈示的这一群人，出没于洛阳的公园、广场，口唱过去的歌曲，甚至跳忠字舞，他们的言行因与时代脱节而显得突兀。正如报道所述，他们属于这个高速发展中不断分化和撕裂的社会中，为数不多且极其边缘的小众群体，却有着与其群体不相称的巨大的存在感和影响力，故而颇为引人注目。 如果回顾过去，不难看到，在这些人所称颂所迷恋的那个年代，当时的大多数人恐怕在外在表现上其实与他们别无二致。那么，在了解了他们何以如此外，进一步探讨他们的存在和现状后面的历史底色，就不失为一个有趣话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个人和家庭在物质上的贫困，以及在此基础上他们的精神寄托和政治诉求，落脚在对过去时代的怀念之上，是这一群体的共同特征。尽管他们中间不乏富人，也有执著于个人政治信念，而甘于受穷吃苦的斗士，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均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下岗者、失业者和退休人士。 必须承认，他们不是市场化改革过程的受益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根植于人性而不可避免的社会观念和共同心理，在这一群体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而且不仅是一种促使他们抱团的黏合剂，也是他们统领言行的一种信仰。 仅比较1949年以来前三十余年和后三十余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工资和房价为例，即可感受其中巨大的落差。据我85岁高龄的父亲回忆，1954年他以排职干部级别从军队转业至某市搬运公司任职，月工资为固定的27元，而公司按计件计酬的搬运工人，收入多在每月40-60元之间，高的可达100元左右，一人干活养活一家子的情况比比皆是。其时，当地政府在城郊投资兴建工人新村，60余平方米的两间套房，为厨厕共用的苏式住宅，售价仅为125元。然而这种针对工人销售的住宅，却鲜有人问津。滞销的原因有三，其一，当时同样面积、更符合当地居住习惯的住房，月租金仅0.6-0.8元；其次，工人新村没有自来水，买水每担水要0.1元，比山坡下贵一倍；其三，梅家山原来是坟山。
如果认为这是当时私有制尚未消灭，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特例，可比性不足；那么，从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直至上世纪90年代住房商品化之前，那种住房一概由各级单位部门统一分配的做法，似乎就更没有可资比较的基础。但是，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体脑倒挂还是普遍现象，“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就是耳熟能详的段子。相较于计划经济时代物质匮乏，但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状况，如今腐败和贫富悬殊现象，所呈现的社会不公显然反差很大，乃是明摆着的事实。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这些“与时代脱节者”的言行，无非就是他们基于自己的物资和精神贫困的现状以及社会地位衰落、个人尊严的缺失等生存困境，将自己对现状的不满，借“那个年代”这样一个在他们看来既正当又合法，亦即安全而便捷的通道，诉诸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罢了。而且，还可以将这一现象，视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归属于社会分化亦既是社会日渐多元化的表征之一。其次，这恐怕也是他们亲历和见证了三年饥荒、十年浩劫等各种灾难性的社会动荡却不顾历史真相，对制度灾难和专断人祸视而不见，偏执地采取选择性记忆立场的基本因素之一。 换一个角度，在我看来，群体其实也就是一群热衷于公民权利表达的人，也不妨将他们的做法看做是一种维权行为。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权利表达，消费的是一笔已经被时代和社会主流所放弃的政治遗产，故而显得既与时代脱节，又别具一格。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不仅是日渐多元的社会中的一元，而且还呈现和反映当今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 所幸的是，他们是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