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微信收费的争论近乎沸腾，其实，让我们从更远一点的时间看起，答案也许更为清晰。 2009年1月，工信部发放3G牌照，在保护民族工业、维护国家利益、建立自己的标准的考虑下，TD-SCDMA被分给了实力最雄厚的中国移动。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3G标准之一，TD-SCDMA具有时间上的后发优势，同时,也受益于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科技部等相关部门的一系列资金支持，国家采购等扶持政策，所以，与从市场竞争中成长出来的其他两种制式相比，TD的发展速度已非常快。而且，在WTO的规则之内，有关部门还延迟发放3G牌照，让中国移动比其他两个标准WCDMA、CDMA2000有更多的时间去完善技术、优化网络。 但从技术和产业环境成熟角度来讲，与另外两种3G制式相比，TD的产业链，不管是芯片、终端还是增值业务厂商等都存在较大差距，在试商用阶段也显露出来。随着用户需求的提高，这些缺点将不出意料地限制中移动的3G市场优势。 正是由于这种并不美妙的市场前景，中国移动从企业利益角度出发，并不情愿接受TD。在试商用阶段，中移动对设备商、终端商不断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 甚至达到了短时间内无法实现的4G-LTE高度。同时，中移动却仍扩容其GSM网络。在商用后，中国移动从企业利益出发，也希望仅仅以小规模建设TD应付国家要求，发展一两亿使用TD业务的“不换卡、不换号、不登记”用户，然后尽快跨入4G-LTE。中国移动时任总裁王建宙曾公开表示，TD发展不理想,之后在香港又表示：中国移动对于发展TD-SCDMA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管是不理想的说法，还是责任说，反映出的都是中移动出于企业角度对发展TD-SCDMA的不情愿。 正是在这种态度下，有人早在2008年就提出警告：电信、联通均将不遗余力发展WCDMA和CDMA2000，如果中国移动再不积极推进TD的商用，移动将很可能在接下来的3G竞赛中处于下风。从某种程度上说，微信的信令风暴乃至导致的收费，正是这个预言在某种程度上的体现。但是，谁又能说，中国移动对3G的消极态度，以及希望尽快转变到4G，不是在政府的干预之下的最好对策？ 3G牌照的发放，最终对国内移动通信进行了一次大洗牌，好处在于推出了自己的标准，进行了所谓的产业发展方向规划，但代价也是明显的：阻碍了市场效率。不管是从延迟发放牌照带来的损失来看，还是从中国移动对3G的消极态度来看，都是如此。而且，对市场效率的阻碍不仅在当时，也在当下—如今中国移动之所以对微信收费的态度最为激烈，正是因为其TD-SCDMA制式的3G网络的弱势，而这正是4年前工信部进行产业路径识别的一个结果：工信部主导价格联盟正是在为四年之前的干预买单。 4年之后的现在，微信收费问题，根据网络中立原则，不可能仅对一家企业收费，必然还会针对所有产生信令的应用收费。所以，微信收费的本质就是一次在网络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这种分配不是靠市场竞争能力，而是靠行政权力。在这种权力之下，本该由新技术、创新获取的超额利润被旧技术获取了。这样就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旧技术的生存时间更长，就国内情况而言，移动2.5G的劣势被保护起来，市场对其技术升级的压力被减弱了。第二，腾讯的创新、对国际市场开拓也被减弱了。所以，从最终的作用看，工信部协调收费的行为实际上再一次干预了产业发展方向。而且，在硬件设备价格飞速下降、运营商普遍被管道化、互联网应用飞速发展的今天，工信部的干预，无疑让中国的通信行业偏向了一个明显错误的方向。 一个谎言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盖，一次对产业路径的规划，就需要更多的政府干预在辅助。现在，当对微信收费达成，一方面，微信对运营商的“破坏”被政府部门缓解了、阻止了，国企的利润保持了；但在另一方面，这必然损害创新，进而损害未来的繁荣。 关于中国未来的繁荣， 最近的热门理论是林毅夫教授所提出的新结构主义，他认为中国政府能有效地识别比较优势，此乃中国未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如果站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工信部的行为影响产业发展方向的行为，到底是新结构主义的一次实践，还是对新结构主义乌托邦的一次背离？毫无疑问，答案是后者。
当我们把4年前发放3G牌照进行的雄心壮志的产业干预和当下的再次产业干预放在一起进行审视时，就不难发现，微信收费不仅意味着4年前的产业比较优势识别的失败，在将来，当国人发出“为什么我们没有全球互联网通信商”的疑问时，人们将再次发现今天的失败。杜牧的《阿房宫赋》中写道：“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历史一遍遍重演，这不仅仅是秦人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