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观看电影《焦裕禄》时，现场不时会爆发出观众忍俊不禁的哄笑声。这些笑声，有看到荒诞的惊讶，有看到滑稽的娱乐，有看到讽刺的会意，有看到作秀的揶揄……
高尚和品格不一定非得用板着脸的严肃方式来表达。所有哲学和真理本质上都是直接和朴素的，修辞过度非但难以彻底交流和沟通，还会让对话的另一方觉得“话不投机”。笔者在大学生三下乡活动中就看到同学捂着鼻子对一浇粪老农“您的生活幸福吗”的文化和素质类提问，结果老农停了粪勺，一脸无辜的茫然。我祖辈数代农民，中学时代基本上是以放下书包担粪桶“半工半读”方式度过的，也不搭话，将衬衣袖子捋到手肘以下，上前将粪桶往前提了两步，以节省老农往返的路程。结果，为期20天的下乡活动结束后，同样的《农村人口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我的作业得了满分，老师给的评语是“真实客观，不想象不做作”。有同学问我为什么能得到这样的结果，我的回答是：你问的是艺术，我问的是生活。
从这一点上看，诸如影片中的“为群众送救灾物资”的场景就打上了明显的特定时期政治烙印，显得太“艺术”太“样板戏”：
老头睁着昏花的老眼看着焦裕禄：“你，你是谁呀？”
焦裕禄拉着他的手：“我是您的儿子！是毛主席派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老人的胡子颤动着，泪水涔涔下。
老太婆伸出手，顺着焦裕禄的头上往下摸索，帽子、围脖、棉衣：“感谢毛主席……给我们派来了这样的好儿子！”
观众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相信这些泪水是真实的，但扪心自问一下：有几个人会相信对话中的“儿子”和“毛主席”是真实的？
为什么许多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官员叫好百姓却不卖座？说穿了，就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演得太“像戏”了！艺术高于生活的前提和基础必须是“来源于生活”，正如上世纪末曾流行的“死了才能做楷模”的评先评优模式一样，最后民众集体质疑了：我们周围就没有活着的英雄，活着的模范了？！
反观不少企业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也有不少这样的“样板戏”：
动不动就喜欢说“标准”，说“国际化”，我告诉你，海尔的企业文化起源是张贴在车间、办公室和宿舍墙上的一张A4手写纸，内容是“严禁随地大小便”！
在谈到“执行力”的时候，领导指示要服从，下属表示要顺从是被广泛认可甚或尊崇的普遍现象。笔者亲眼见过一企业高层在自己办公室四个角上都贴着醒目的字样：坚决执行X总的指示！结果，X总有一天离开公司，第一个跳出来说“都是X总的错”的就是他。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是我的父亲”，结果死后的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拖出棺材“鞭尸”！
当代的职业经理人尤其是企业家，要想真正地打造百年品牌，将“持续发展”的梦想变为现实，要时刻保持本色和冷静的头脑，得好好学习“三老精神”：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适合的制度，才是真正的好制度。《焦裕禄》中有关于“干部特殊化”废兴的几个场景：一是焦裕禄领头宣布县委干部的特殊供应本作废，一是对吴县长特别照顾的20斤大米封存，一是特别叮嘱对农场技术员小魏“每月多补贴5斤大米”，一是顶着“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压力，私下去粮食丰收的邻县购买高价粮为罹患浮肿病的基层干部补贴50斤粮食……
面对兰考成群的乞丐和冰天雪地背井离乡出外逃荒的百姓，焦裕禄废除县委干部的供应本体现了“吃苦在前”的公仆本色；对技术员和基层干部的“特殊照顾”则是“人才兴县，以人为本”的治理方针。
制度始终是为人服务的，对于企业来说，只有适应员工、默契市场、优化管理的制度才是真正的好制度。否则，就是管理层的一厢情愿和曲高和寡。
先生存后发展。影片中有几处表现了焦裕禄和吴县长的“管理”观念分歧，一是焦裕禄认为救灾物资在车站滞留七八天之久是“对人民的犯罪”，认为兰考饿死人是党员干部的莫大耻辱，吴荣却认为死几个人没什么大不了，管理者应该抓“农民赛诗会”之类的大事；一是焦裕禄积极主张购买高价粮解决基层干部的浮肿病困难，吴荣政策水平“高”，知道在当时这是违纪违法的“方向原则”，是“在政治上犯错误”，借故置身事外，甚至在上级调查时故作姿态“检举揭发”。
笔者也见过不少这样“打肿脸充胖子”的企业，明明是拖欠工资员工不满，却不愿意坦诚道歉求得谅解，反过来高压员工“艰苦奋斗”激化矛盾；明明是自己服务不够客户投诉，却倒打一耙诬陷客户“素质不高”；明明资金不足需要“好钢用在刀刃上”，却一味追求面子尊严搞“形象工程”烧钱买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哟喝……
听过这样一则笑话，说是有个破落户好面子，喜欢在朋友面前吹嘘自己多么富有。有一天儿子在他面前哭闹肚饿，他非常“理论高度”地说道：你想要什么？哪怕是天上的龙肝凤脑，我也让你吃到！儿子说话了：我什么都不要，就要吃饭！
不解决问题的会议叫扯淡。焦裕禄第一次参加兰考县委会议时，提议所有领导干部全部“去车站看看”，实地考察、流动办公的结果是所有管理者都清楚兰考人们的生存艰难严重性，对于救灾工作的紧迫和必要立即达到了高度认同。
“文山会海”是一些企业的“特色”，好比《平凡的世界》中的孙玉亭同志一样，不少管理者因此患上了“会议强迫症”，几天不开会就觉得工作没方向、没重点了，内部沟通就不及时不通畅了。科学的结论是，会议的时间长度、开会的频繁程度和会议效果及工作进展速度是成反比的！没内容的会议多了，长了，自然就没有多少人会将会议当一回事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企业和员工全部陷入“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制度落实制度”的泥淖中，制度、文件一多，团队工作重心和目标就难以明确和持续坚持，凝聚力和战斗力必然下滑。正确的会议制度应该是：带问题来，带方法走，做出结果！
靠下属报告和数据分析工作的领导是盲聋残疾人。事必躬亲、不会放权的领导肯定不是成功的领导，累死还没人领情。但一味坐在办公室宏观、遥控，不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了解实际情况的管理者却等同于盲聋型的残疾人。焦裕禄治风沙的两个方法值得学习和推广：一是虚心向经验丰富的肖老汉和老场长学习治沙经验；一是“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亲自跑到风沙口去实地测量。
不知道通讯事业的发展是否导致现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管理窘境的罪魁祸首，越来越多的领导喜欢从下属报告和一大堆数据资料中来看问题，找方法了。自然，数据分析法不失为一种优秀的工作方法，但有一点我们管理者也必须清楚，如果不亲自尝一口，我们始终难以知道手中的梨是酸还是甜。
少点高雅，多点通俗。领导来了叫“莅临”，领导讲话叫“指示”，领导拍板叫“精神”……管理者在台上一口一个高深莫测的“理论”，一口一个不着边际的“主义”，员工在下面听得一头雾水，昏昏欲睡。这是不少企业群体活动中的普遍现象。
《亮剑》中有一个场景，日本特种部队夜袭独立团团部，抓走了团长李云龙的老婆秀芹，李云龙召集所有部下攻打平安县城。副团长邢志国和李一前一后作了战前动员：
邢：解放平安县城，解放平安城的百姓！（部下没人吱声）
李：老婆被人抓啦，要是没点反应，那还叫男人吗？没说的，打平安城就是要打鬼子、救嫂子！（部下群情激昂，纷纷举枪吼叫“打鬼子、救嫂子”！）
用群众语言和群众对话，才能真正地和群众“心心相印”。与其卖弄你的水平让员工敬畏三分，不如放低姿态和员工融为一体。
群众不欣赏的管理者叫“自我感觉良好”。《焦裕禄》中的吴荣县长就是个自我感觉相当良好的领导，一则他有句名言“群众觉悟低，哪能看得长远？”一则他瞧不起焦裕禄的“土”，认为“堂堂县委书记，不抓大事，天天和农民搅在一起挖渠排沟的，成何体统？”在吴县长心中，群众是和觉悟低划等号的，饿死几个人是没有农民赛诗会重要的。结果，最后全国人们都记住了焦裕禄，吴荣却只能永远作为反衬焦裕禄高大、光辉形象的配角。
在企业管理中，我们也不时能看到这样的管理者，他们只在乎和重视上级对自己的评价，而对来自下属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大都嗤之以鼻。其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早就告诉了我们：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管理者所有的工作都注定是无本之木的空中楼阁。
我们看戏，如果不能透过舞台和银幕，从戏中看到自己的“戏份”和角色，不能加以正视和改进的话，自己无形中又被旁观者和后来者当作戏看了。
此所谓“谬种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