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已建立系统的疾控体系，卫生、农业部门合作仍待加强 得知老伴的各项生命指标都有好转，章芬（化名）终于有心情接受媒体的采访，她甚至向杭州当地媒体说了一句连在老伴面前，都没敢说的话：“老头子，你快点好起来，我不能没有你！” 章芬的老伴杨某，是浙江省最早发现的两例禽流感患者之一。另一位患者洪某已于3月27日上午，抢救无效死亡。 截至4月9日，全国共确诊H7N9禽流感病例31人，其中死亡9人。杭州患者杨某，是目前为止全国确诊的所有重症患者中，有望康复的病例之一。 令章芬感叹的，除了医生的水平，还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先进设备，“听说他（指杨某）住的负压病房是SARS以后才专门建起来的。” 负压病房是传染病最高等级病房，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治疗SARS病人时，所需要的重要条件之一—负压病房可以大大减少病房外人员被感染的机会。 章芬的“听说”也没有错，浙一医院作为浙江医疗设备最先进的医院之一，在2003年SARS疫情暴发之后，建立起了负压病房。 尽管十年间中国经历了甲型H1N1型流感、猪流感等多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侵袭，但是人们依然更愿意将这次H7N9流感，和SARS相比较。 除了负压病房以外，政府在信息披露、治疗手段、疫情控制和应急公关等多个环节，都有了或多或少的进步。 信息公开有进步 在中国发现新型H7N9禽流感病毒后，有关政府是否延报疫情的声音，便不绝于耳。 在一些人士看来，这样的质疑并非没有依据。公开信息显示，至今最早的一例H7N9禽流感病例于2月19日已经发病住院，并于3月4日经救治无效死亡。然而直到27天后的3月31日，国家疾控中心才发布消息称，发现人传染新型H7N9禽流感病毒。 事实上直到3月9日，针对后来被确诊的李某的病情，虽然上海官方当时对外表示，经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检验，已排除了“非典”、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等高致病性传染病。 在最终上述患者被确诊为是H7N9病例之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的发现者卢洪洲对此解释，“发现一个全新的病毒，需要经过至少两个P3级实验室共同确认，以及国家疾控中心的复合，才能最终确定。这其中的每一个流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得不说，相较于十年前的SARS疫情，政府在疫情的信息公开方面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也正是因为有了SARS的教训，中国开始致力发展疾控体系。 SARS后的十年，是中国疾控体系发展的十年。疫情检测系统，更是在甲流疫情暴发阶段，发挥了很大作用—从第一例病人开始，就引起卫生系统和疾控系统的注意，并做到隔离。 随着4月1日H7N9禽流感病毒的披露，有部分人士仍担心起十年前的历史是否会重演，庆幸的是，目前的官方行动表明，H7N9的疫情控制，正按照SARS后制定的防疫体系在推进。 “大疫情系统” 国家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将SARS一役称作“小米加步枪”的胜利。有了更为先进的医疗设备，完善的应急机制和网络直报系统，此次H7N9禽流感疫情中，官方从一开始，就少了SARS初期的狼狈。 中国疾控中心在2002年就开始着手建立，但是在2003年SARS疫情暴发之前，疾控体系的基层网络建设尚未成型。此后的十年，全国疾控系统获得100多亿元的拨款，用于疾控体系的基础建设。 这一期间，《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 《条例》 ）出台。《条例》规定，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后，要在全国范围内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启动全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由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应急预案应包括突发事件的分级和应急处理工作方案。 这一规定，在此次H7N9禽流感疫情中便得到体现。4月2日，上海启动流感流行应急预案三级响应，并成立流感联防联治小组。上海的43个监测点和130个发热门诊，也将每周报告改为每日报告。同样出现疫情的江苏省也出台应急预案，并制定《江苏省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监测排查管理方案》。 4月3日，国家卫计委发布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方案》、《人感染H7N9禽流感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人感染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这三份文件，成了此后国内防控H7N9禽流感疫情的指导性文件。 《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方案》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后，应当于2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 网络直报系统，也是在SARS之后，被火速建立起来的，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亲自下达命令，并拨款近6亿元建设。这个被疾控人员称作“大疫情系统”，它的正式名称，则是中国疾控中心信息系统。 各地疾控中心一旦发现病例，可以在信息系统中选择“新增报告卡”，并填写病例的所在地、姓名、性别、职业等信息。今年4月，H7N9禽流感病毒被发现后，国家疾控中心很快在“传染病”一栏中，新增了“H7N9监测病例”一项。 与国家卫生委三份指导文件同步问世的，是H7N9禽流感病毒检测试剂。4月3日起，检测试剂开始下发到全国各个省（市）。浙江还自行合成检测试剂，下发到地市一级。
江苏、浙江、上海三个出现疫情的省（市），也将疫情通报常态化，每天对外公布新增疫情情况。 与此同时，江苏省中医药局、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都出台了针对H7N9禽流感的防治方案。江苏省中医药局称，板蓝根冲剂、黄芪口服液可用于预防H7N9禽流感，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则提出中药饮茶法、中药煎服法和中药香囊佩戴法三种方案，来预防H7N9禽流感。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牵头的浙江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专家团队，还专门推出了一款手机应用软件，专门向公众传达疫情的最新消息，以及防疫措施。 卫生、农业合作待加强 江浙沪皖对于人感染HYN9禽流感的防控措施，几乎是在同一步调中推进。但是各地对于禽类的监测、溯源和处理方式，却并不同步。 上海在鸽子身上发现禽流感病毒后，很快便停止了全市的活禽交易。然而，同样在家禽体内发现禽流感病毒的杭州，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暂停活禽交易，只是将涉事商行暂停营业。另一方面，南京于4月6日，暂停了活禽批发市场的交易活动，当时，南京并没有在其境内检测出家禽身上有H7N9病毒。 浙江省卫生厅一位内部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卫生部门没有直接的权力去插手活禽交易方面的工作，“那是农业部门的职权范围”。 事实上，早在2005年，H5N1禽流感暴发时，不同部门在人兽共患病的防疫上，各自为政的现象，就已经为人们所关注。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甘孟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动物到人的传染环节，农业部兽医部门起着主导作用，农业部和卫生部必须联手。” 由于H7N9病毒在禽类身上是低致病性的，因此，农业部门此前并没有发现该病毒。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传染病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的省，都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协调小组，对农业、卫生等部门之间的工作进行协调，还是比较顺畅的。”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陆家海也认为，相较于SARS期间，目前国内各部门在人兽共患病的协调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疾控中心、卫生部门、农业部门，都在做溯源的工作。” 但是陆家海更关注的是农业和卫生部门，对于人兽共患病在传染给人之前的常态预警机制，“在这方面，我们的确是有些脱节的。”陆家海说，“为什么H5N1可以监测到，H7N9就不行了？” 陆家海指出：“目前农业部门对于动物疫病的监测，很多时候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人类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