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学术界对中国管理和管理学问题的关注，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日益提高而发生的。从总体情况看，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20年，学术界对中国管理问题的关注大多集中在对中国古典管理思想的挖掘和阐释上，显示了中国学者关注本土管理思想的敏锐性。与此同时，一些对中国企业发展尤其是失败问题进行探索的成果也屡见发表，但是这些成果往往因学术界传统认为的“学术性不强”而没有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强化和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研究方法的热情日高，参照西方实证研究方法和基本假设，对“中国情景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并似乎成为一时的“显学”。与此同时，从宏观角度尤其是民族文化角度探索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等单位对相关研究的大力支持和倡导，对中国管理相关研究问题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98年，成思危先生就提出了要加强对“我国管理科学的现状”研究的问题，[①]此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在课题研究方面一直将我国管理科学问题当成重点问题。自2005年始，管理科学部新一届领导更是强调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问题（本刊2005年第2期）。此后，相关研究成果显著增多，由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管理学报》自创刊之日起，就设立了“管理学在中国”的专栏，刊发了大量研究成果，推动了关于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 2008年3月29-30日，由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育部科技委管理科学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中国管理问题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管理学报》编辑部、《管理学家》编辑部共同协办的“首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郭重庆院士、教育部科技委管理科学部主任刘人怀院士、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汪应洛院士、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席酉民教授、教育部科技司陈盈晖副司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常务副主任陈晓田先生以及教育部科技委全体委员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与会学者主要围绕“管理学在中国”的历史演进、“管理学在中国”的宏观思考、“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构建、“管理学在中国”的教育研究、“管理学在中国”实践中的理性思维和“管理学与中华文化”等六大主题展开了研讨。本文拟结合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和现场交流，就主要学术观点进行简要介绍与评述。 一、“管理学在中国”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 自中国管理学问题的讨论开始以来，关于中国管理学概念问题如何界定，一直是学界颇感困扰的问题。虽然大家并没有在学术论文中实质性地展开讨论，但是不同学者对不同概念的使用和界定，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这一问题理解的困惑。在讨论任何问题之前，对于问题基本概念的认识和界定是极其重要的。德国著名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兹认为，方法论中首先着眼的就是概念问题，他认为，“认清经院学派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采用了贫乏而未作好规定的概念。”因此，莱布尼兹主张重视分析法或判断的艺术，把它几乎完全归结为两个规律：第一，不经过解释，不接受一个语词；第二，不经过证明，不接受一个命题。他尤其关注澄清概念，认为概念是组成命题的成分，如果概念含混不清，势必导致命题涵义的混乱，从而引起无谓的争辩。[②] 从此次会议上学者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方面看，概念问题是首先需要关注的。会议论文和学者的发言中，先后出现了如下诸多概念： 1．中国管理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郭重庆院士在讲话中使用了“中国管理学”的概念，呼吁“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他同时认为，中国管理学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的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问题，应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苏勇教授在“中国管理学发展进程：1977-200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罗纪宁副教授在“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导向和基本任务”、湖北大学商学院王圆圆博士在“中国管理学的萌芽”等文章中也使用了“中国管理学”的概念。 2．中国管理科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常务副主任陈晓田先生在讲话中强调了“中国管理科学”的概念。广东金融学院工商管理系周建波教授在其“论科学管理观与中国管理文化的存行结构”一文中指出，为了与“中国式管理”的文化心理和语意暗示做区分，赞同使用中国管理科学或中国管理学派与“中国式管理”相区分······中国管理科学以科学管理观为指导，既坚持管理科学的主导性，同时客观承认中国文化和环境的影响性，以管理二元结构方式收敛文化及其环境的影响。 3．管理（科）学中国学派 西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罗珉教授在其提交会议的“中国管理学的反思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构建”[③]一文中，同时使用了“中国管理学”和“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概念，认为探讨“中国式管理”、“中国特色的管理”和“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意义已经跨越了今天的现实需求，“正在成为未来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发展变化方向”，但从全文看，罗珉教授显然更加偏爱“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概念。与此相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杜荣副教授等在“管理科学中国学派走向世界的问题及策略”一文中，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十一五发展战略目标”提出的“奠定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中逐步建立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学科基础”，较为认同不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而是建立“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观点。暨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孙东川教授则更进一步，在“谈谈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若干问题”中特意强调了“现代”一词，并认为“管理学”与“管理科学”不是一种概念，主张“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特点是中国的、现代的、创新和先进的、也是世界的。 4．管理学在中国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韩巍副教授在其“管理学在中国：一个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视角”一文中，讨论了“中国管理学”和“管理学在中国”概念的区别，认为后者是比前者更为恰当的表达方式。 5．中国特色管理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彭贺博士在其“困惑与出路：中国特色管理研究的方向”一文中更多使用了“中国特色管理”的概念，他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管理研究，是指以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独特的资源配置与运行方式为主要内容的管理知识建构活动······中国特色管理研究是一种特殊性研究，是中国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有意思的是，与以往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对此类相关概念的争论不同，此次会议上大家对于概念问题的关注并不多。可能的原因是，类似的研讨会在国内还是第一次举办，由于时间所限，会议所研讨的问题相对比较宏观和不十分深入。至于概念问题，学者在“隐喻”意义上认为大家所谈论的问题是“一码事”，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究。但是从会议过程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实际上，学者们在一些问题上的争论与歧见，恰恰可能是由于对相关概念界定的不清晰引起的。因此，关于“中国”、“管理”、“学”这三个核心命题如何界定、如何排列这样一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可能是未来相关研究的一个基本焦点问题。 尽管在概念上存在上述区分，但与会学者对于“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研究的意义，还是高度认同的。郭重庆院士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管理学的研究与创建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不能置身事外”。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的问题，勿宁说是一个管理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管理学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今后的发展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是极其重要的。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汪应洛院士在致辞中说：“管理学是时代的产物，是在一定时代精神的推动下产生的。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期，因此在这时探讨管理学的话题，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将会对国家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席酉民教授则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世界各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管理问题研究中心也一直关注着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并希望通过理论研究，对管理学实践能有所见解，对国家能有所建议。 其他一些学者则进一步从“管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方面进行了阐述，如罗珉教授认为，问题的探讨“不仅是要解决管理理论与管理实务相脱节和适应市场经济体系下组织的经营和管理问题，更长远的意义在于管理学中国学派对国际管理学发展所具有的划时代的作用”。彭贺博士认为，“中国管理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以建构全球普遍性管理知识为目的的管理普适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