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二、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基本脉络与构建尝试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量学习和吸收西方管理思想与方法的同时，对中国古典管理思想的挖掘和阐释一直是诸多国内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的重要研究指向。[④]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是构建中国管理学的基础。但是，在对中国古典思想家的管理思想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阐释工作之后，与火热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相比，更多的管理思想似乎永远停留在了“思想”的层面，而没有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起到更大的作用。围绕这些问题，学者们也遇到了一百年前的先辈们同样的困惑，正如陈序经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所界定的复古办法、折衷办法和全盘西化思想，[⑤]此次会议上，关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问题的讨论依然是一个重要话题。 向会议提交的相关论文中，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晁罡的“论儒家和兵家思想的整合及其历史影响”从治国方略和管理策略艺术两个方面解释了“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并从“儒体兵用”视角对其历史影响进行了分析。华南理工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树旺博士的“论儒家式管理的内容”则从价值指向、导向作用、控制手段、自我管理、安人管理等方面对儒家管理思想内容进行了疏理。在上述基本内涵阐释之外，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袁品“由墨家兼爱论现代医院管理的意义”从墨家思想研究出发，对墨家思想对现代医院管理的借鉴意义进行了探讨，而广州美术学院徐平华的“中国和谐智慧在当代设计团队协调中的价值”，则将中国传统和谐理念延伸到现代团队管理研究中。 与上述研究思路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对专注于传统管理思想的研究提出了不同见解。如韩巍副教授对国内有一定影响力东方管理与和合管理理论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管理’标记的苏东水教授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学’及黄如金博士的‘和合管理（理论）’存在较为严重的一般性也是典型性的‘学术规范问题’”，这些研究带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倾向”，但“似乎缺乏组织经验的支持，缺乏对社会科学理论一般约定的遵循，在作者看来更象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说辞”。南开学商学院王学秀副教授在“文化传统对管理的‘濡化’与人在管理进步中的主体性：兼论中国管理研究的现实性”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以文化典籍为基础的研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古典思想中包含的许多貌似合理和进步的思想，由于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实践化不足或者扭曲，却成了现实管理中的困惑，比如，“和”、“合”、“德”等问题，我们在将这些东西作为中国管理的核心内涵时却往往发现，这些内容又恰好是现实企业管理实践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从古典思想家那里吸取符合现代精神的思想无可厚非，但如果忽视了文化的变迁性，将传统文化作为文化传统来处理，将这些思想进行系统化整理作为中国管理的思想，就值得商榷了。” 郭重庆院士在讲话中认为，中国管理学的创建要从对西方管理经典的“照着说”，到向中国管理的“接着讲”转变，并且认为“接着讲”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这一观点自然勿庸质疑，但是，如何“接着讲”？是简单复古？还是“中体西用”？以我们现在的“体”，能发展出西方式的“用”吗？这些问题，正是学术界和实践界都十分困惑的事情，也必将是“管理学在中国”研究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容回避的问题。 除了对传统管理思想的关注之外，此次会议成果中的一个令人可喜的方面，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管理学术史的回顾与研究。我们认为，相对于简单总结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来说，从历史的脉络入手扎实地总结中国管理学术的发展历史，对于“中国学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似乎更有意义。湖北大学商学院王圆圆博士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中国管理学的萌芽”一文中认为，“在近代以前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是不具备产生管理学萌芽的条件的。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背景，为中国管理学的萌芽提供了条件。整体来看，建国前的半个世纪即20世纪的前半期属于中国管理学的萌芽时期”，认为这一时期我国在企业的科学管理、管理学著（译）作、管理专家、管理学教育、管理社团组织、调查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这些成绩的回顾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极为鼓舞人心的”。在“建国后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概况”一文中，王圆圆博士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发展概况（1949-1977）、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管理发展概况（1978-199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管理发展概况（1993至今）等三个历史时期，从政策概况、管理科学化与现代化、管理教育等方面对建国以后管理学的发展作了简要总结。与此相关，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苏勇教授在“中国管理学发展进程：1977-2006”一文中，重点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管理学发展的进程，他将1977-2006年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国现代管理学的萌芽期（1977-1986）、中国管理学受到普遍重视时期（1987-1996）、中国现代管理学的快速发展时期（1997-2006），并认为，中国管理学在30年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还存在着管理类学会专业性不强、学术期刊定位模糊、管理学院定位不清等诸多问题。 总体来看，尽管此次会议上这一类成果并不多见，并且有学者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质疑（如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文瑞教授对罗珉教授的“中国传统管理学具有‘苏联范式’和‘斯大林阐释学’特征”这一观点提出疑问），但我们认为，任何学术理论和学科的发展，都是历经一个很长时期才能够达到的。正如法国思想家孔多塞认为的，历史是人类觉醒的产物，是人类理性不断解放的过程，历史进步的阶段基本上就相应于人类理性发展的阶段。[⑥]在“管理学在中国”这一问题上，与其“临渊慕渔”，不如“退而结网”——扎扎实实地研究中国管理的“前世今生”，将更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明晰。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结合中国管理的特质提出了一些新的管理思想，如山西大学管理学院李常洪等在“合作管理研究框架”一文中提出了“合作管理”研究的概念与基本框架，认为合作是当代管理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合作管理的研究可以围绕合作生态、合作困境和合作模式等三个方面展开。谭人中先生则在“论管理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一文中认为“混乱和秩序”现象在管理活动中具有普遍性，是管理现象的基本状态。 三、“管理学在中国”：文化差异与管理特征 管理活动及其与之相关的管理模式的产生，是特定民族在特定时期、根据整个历史中各种不同的文化道德准则和制度的变化而变化发展的，也是根据这种文化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变化而演变的。因此，从文化学意义上讲，管理实践与理论的发展既是文化的一个过程，又是文化环境的产物。“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⑦]因此，“管理在中国”问题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中西文化的差异性问题。郭重庆院士在讲话中认为，“管理思想根植于一国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基于此，此次会议的研讨中，有关中国文化的话题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 1．从管理视角如何看中国文化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文化、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涉及具体问题时，又往往莫衷一是。比如，此次会议上，关于文化与中国文化问题的争论引发了诸多思考：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为什么我们的管理比不上西方？中国古代有为现代西方人所称道的先进管理思想，为什么我们在现实中感知不到？中国文化丰富多彩，到底怎样的文化与我们研究的管理相关？席酉民教授认为，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首先需要进行文化的解读，比如如何判断中国文化、如何定义中国文化等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黄海军教授认为，探讨中国文化的问题，不宜一味颂扬，应该从辩证的视角看待问题。可以说，对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将是揭开中国管理的文化“底色”的重要武器。周建波教授认为，“管理作为文化的一种样式，在以人为核心的管理世界，尤其是中国文化背景的管理环境，则必须面对管理科学与中国管理文化相悖与相融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层面上相对的形象性强，逻辑性弱······为此，中国管理文化既要吸收、消化源于西方管理科学的普适性原理与合理精华，又要识别保留中华文化的个性和精华；既要持续的优先设计组织战略竞争技能，又要自然演化组织合力文化意识。”相比之下，韩巍副教授的观点则更为鲜明一些：“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以其关系所造成的制度规范缺失，恰巧以千百年来分明可见、且遗祸至今的种种恶果可作为直接证明。”“有谁敢于宣称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成果不是主要来自于‘市场机制’而是我们的‘优良文化’呢？”“文化就其内涵，却绝对不能仅仅是其表述系统的那些内容，更为关键的，是身处此种文化中人们‘践行’部分。”王学秀副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学界对与管理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惘，可能主要来自对文化问题的认知。文化就整体而言可以将其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及行为文化三类。从现代人看传统文化对中国管理的影响，其重点不是放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而是应该专注于制度与行为文化方面。不可否认，以古典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确有许多符合人性乃至极具普世价值的内涵，但是，这些好的思想在漫长的中国专制统治过程中只是保留在思想层面上或者仅仅为统治者用来“宣传”的工具，真正的文化，是制度层面的封建专制极权统治和在这种统治下造成的民众行为的非理性和乖张，并引用了马林诺夫斯基“以社会制度为文化的真正要素”的观点，说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从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群体行为层面的考察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