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的特征 与会学者普遍认同中国文化是导致中国管理区别于西方的重要因素。如罗纪宁副教授认为，以中国人为主题的中国企业带有深深的中国文化和社会特征烙印，这一点是进行中国管理学研究不能忽视的，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是中国企业形成和发展的现实背景，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活动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化基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王竞和罗家德教授在“中国管理之自然系统特质”一文认为，中国自然管理系统的文化渊源包括儒家人伦思想的兴起、道统与政统的分离、中庸之道、士绅阶级的出现、政治组织的管理双轨制等，正是由于这样的文化存在与发展，导致了中国独特的管理特征。在其提交的另外一篇会议论文“超越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之争：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中国组织文化”中，罗家德教授提出了以社会网络理论来代替关于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之争，认为从社会网络视角来看中国组织文化，可以从中国人需要透过人脉网完成个人目标、中国人的社会交换是长期性的和中国人在“家”之中才显现出集体主义倾向等方面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刘彧彧副教授在其“中国式企业管理形成的历史传承研究”一文中，从中国传统管理的思想（观念）基础、中国传统管理的组织基础入手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分析。同时，刘彧彧副教授提出了文化传承与变革的观点，认为任何文化心理结构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现实的物质生活根源，主张从观念的传承与变革及表现方式的传承与变革两个方面展开研究。王学秀副教授也认为，从管理视角研究中国文化，应该以文化传统而不是传统文化的概念入手，只有这样才能关注到文化的变迁性。此外，颜爱民等在“企业文化演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一文中，运用实证方法，从演化理论视角对企业文化演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在讨论了文化问题之后，关于中国独特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管理特征，罗家德教授认为，在我们已经向西方学习了大量的现代管理技术之后，中国的组织中仍保留着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我们的组织是网络式的，二是我们的组织相动仍保持社会关系和人情关系的特质，三是我们领导仍要清、理、法兼顾，保持礼治秩序的特色。刘彧彧副教授则从重道德、重情感、重经验、重自律、“执经达权”、恩威并济、求同存异、以身作则等方面进行了总结。 从总体上看，此次会议对中国文化问题及与之相关的中国管理特征问题进行了较多讨论，但感觉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比如，中西文化的差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差异会永远存在吗？如果关注到文化的变迁性，那么，中国文化变迁的方向是怎样的？是否在朝着与西方文化逐步融合乃至整合的方向前进还是其它？不同的文化特质导致了管理的差异，那么，管理尤其是具有理性色彩的管理制度反过来对文化的变迁、发展乃至创新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管理，大多是从韩巍副教授所说的“实然”入手的，那么，在“实然”之外，我们的“应然”又是什么？ 相信对于此类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将十分有助于“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深入研究。要达到这一目标，进一步吸引管理学之外的知识和智力比如文化学、社会学等则显得十分重要。 四、“管理学在中国”：如何科学地建设？ 在进行了上述讨论之后，如何在前人进行的大量研究如和谐管理、东方管理、和合管理（尽管对这些研究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管理学研究的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等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地创建中国管理学以及怎样完成“管理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工作，是与会学者更为关心的问题。 郭重庆院士在讲话中提出了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第一，管理学是个致用的学科，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第二，要突破管理研究的承袭思维，多做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第三，研究队伍建设应从培养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开始；第四，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第五，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以下我们将以郭院士的观点为基本线索，对中国管理学建设的问题进行综述。 1．直面中国现实管理问题 由于传统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钳制，自古以来，中国学术界多“考据”和“阐释”，少见“经世济用”之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大部分学者（不独是管理学）又一头扎进了洋人的学术窠臼之中，唯洋是举，唯洋是用。面对现实，此次会议上许多学者发出了关注中国企业的实践问题的呼吁，并将之看做中国管理学创建的重要前提。 罗珉教授认为，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应当是管理学中国学派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中国管理学变革的根本动力，它为管理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我们完全可以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李垣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关于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有两种倾向性，一是回避主流，以中国独有的思想与实践为基础发展理论；二是基于主流，通过中国情景的研究扩展差异，拓展西方主流理论的范畴。他认为，上述两种倾向都不利于中国管理的研究，应该提倡的方法是基于实践特殊性，整合主流观点发展理论，并努力实现在环境、文化和制度关系之间研究的创新，总结出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韩巍副教授认为，“管理学术研究必须直面管理现实”，主张管理学转向社会学，如果不愿意去观察和研究中国的组织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就没有资格“在人类漫长的演化视野下，面对复杂的组织管理实践规定出大量具有强烈价值判断的应然性问题”。罗纪宁副教授在阐述了管理的实践性之后认为，创建中国管理学应该从研究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入手，尤其是要有客观态度端正地去观察总结中国企业的管理经验。南开大学商学院张玉利教授在“学术界与企业界脱节的症结分析”一文中指出，学术界与企业界脱节的根本问题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艾时钟等也认为，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需要企业界和学术界的良性互动。此外，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孙继伟在“管理理论三位分类法和四大管理模式”一文中提出了关注“问题管理”的观点。 2．寻找东西方管理的共同点 关注中国企业的实践问题并不是全然抛弃西方已经成熟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因此，一些学者在“如何建设”问题上提出了寻找中西方管理共同点的观点。彭贺博士认为，需要认真探索西方管理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问题，要能够说明西方管理理论在哪些方面无法应用到中国实际情景，同时我们必须能够证明西方理论在中国应用的失败不是由于企业的实际应用问题，而确实是中国的文化情景的差异所导致的。关于这一问题，张玉利教授认为，“西方管理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主要不是水土不服的问题，而是时机不成熟。例如，不能说社会责任与企业伦理理论没有用，而是企业不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会引起重视。所以说，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本质是由于管理实践层面的水平差异决定的。理论和实践的脱节是先进理论与落后实践的脱节，相对于先进的管理实践，管理理论反过来经常是滞后的”。杜荣副教授认为，管理科学中国学派走向世界的关键，是要找到东西方管理的共同点，以便于使中国学者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不仅重视管理科学与中国的实践，也重视与世界管理实践的联系，同时学习西方先进和规范的科学方法。孙东川教授认为，创建中国管理科学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洋为中用”，即“应该继续重视洋为中用，目光紧紧盯住国外管理科学的进展，第一时间看到外国的新发明新创造，引进、消化、吸收、改造、创新”。华中师范大学丁烈云教授在“‘管理学在中国’高校实践中的思考”的发言中，以对中国高等院校管理的实践总结和探索，论述了开放背景下中国高校管理中的特色和管理实践问题。吴继红等在“领导—成员关系对组织与员工间社会交换的调节作用研究”一文中，运用西方相关理论与方法和中国样本，研究了中国文化背景下领导—成员关系对员工—组织关系的影响问题。而金思宇等的“中国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现状、趋势与指标选择”一文，则从国有企业的绩效考试角度入手，探讨了战略观下中国企业绩效评价的指标选择问题，并就跨文化管理对中国企业的绩效评价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探索。 3．努力创建科学的理论框架 任何科学研究和理论创建都需要科学的理论框架。彭贺博士提出，中国管理学的建设要“建立富有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与西方理论有效衔接、可以开展一系列的实证性研究和具有知识结构的延展性是其关键标准。韩巍副教授在评价东方管理学与和合管理时认为，是否有符合社会科学理论的一般约定、是否有比较真实可靠的经验基础是其中的关键问题，应努力倡导中国管理研究方面的“科学共同体规范”。张玉利教授认为需要“科学地提炼管理理论”，要认真研究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避免主观臆断和人云亦云。“管理的研究需要不断地深入到危机层次，透过现象挖掘深层次问题，研究管理问题背后的科学问题。”对于此类问题，曾宪聚等则认为，管理的挑战源于人类的知识问题，主流的企业管理理论与观点正是在朝着“知识问题”所指明的方向上持续努力的，管理的挑战源于知识的根源。与上述问题相关，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冯英浚等在“管理有效性原理”一文中讨论了如何注重实现管理有效性的原则，认为这是管理研究的根本问题。 4．培养科学精神，运用科学的方法论 近年来，管理学领域西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大量引进，对管理学研究和管理学者的研究工作都造成了较大程度的冲击。面对这种现象，学界一直存在着研究方法论的争议，比如，到底怎样的方法论才是科学的？如果没有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即便方法论再好会产生科学的结论吗？方法论是用来进行科学研究的还是迎合期刊需求的？如果不使用实证性的方法论，你凭什么得出研究的结论？ 此次研讨会上，方法论问题依然是学者们较为关注的，大家的共识是，创建中国管理学，确立科学精神和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是其最重要的前提。席酉民教授认为，科学的方法论是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黄培伦教授在“管理生长点”一文中认为，“综观世界范围的管理现代化，存在三类生长点，即观念、方法和案例。他认为，无论是管理实践还是管理理论的建构，这三个生长点是不可或缺的。罗珉教授在谈到管理学中国学派构建的阻碍因素时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形成了带有“先验的”、“内省的”思维去进行抽象研究的传统，管理学者的“思维惯性”使管理学研究向实证方法转变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彭贺博士认为，本土管理理论框架的匮乏原因之一是由于研究方法的制约；发展本土的研究方法时，首先会面临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选择问题。他认为，聚焦中国企业的成长、中国管理的转型，量化的方法是重要的，但质化的方法更为重要，案例研究方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研究手段”。 在一般性讨论基础上，一些学者还围绕更深一步的研究方法与案例研究的实践问题进行了讨论。如韵江博士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假设解构：方法论视角下的考察”一文中认为，无论采取怎样的研究方法，研究假设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对现实作出假设，是研究者进行研究的一系列复杂的本体认识论假设的集合，代表了思想系统形式的信条”。因而，“假设为科学的理论建构和实务运用提供了一个出发点或基础，在整个科学方法论中居于核心”。管理理论研究的不完善性，在很多时候是由于“管理学研究所依循的假设模糊所致”。在案例研究方面，陈春花教授的“中国本土企业领先的模型”、程宇宏等的“粤商文化研究述评”等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企业发展的现实案例，而李品媛教授的“试论管理学教学中的案例研究法”和叶陈刚教授的“关于企业伦理与文化整合教学的思考”等文章，则对案例在管理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总体来看，虽然此次“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规模不大、提交的论文也并不十分多，但是与会学者本着务实的精神对中国管理问题所进行的诸多探讨，既传承了前人的研究，又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此类研究的深入。与会学者在会议结束时达成共识，希望“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能够继续举办下去，为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综观会议的诸多成果我们认为，“管理学在中国”的深入研究，在宏观层面上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和组织的大力倡导和支持，需要中国企业实践界的大力配合；在微观层面上，则需要有志于此道的管理学者们通力协作，以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研究“真”问题，研究微观问题，研究现实问题，不断地将“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为中国企业的成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作出贡献。 [①]成思危.管理科学的现状与展望[J].管理科学学报，1998，1（1）：8-13. [②]葛力.简论莱布尼兹认识论中的方法论[J].文史哲.1996(1)：34 [③]下文中再次提到学者姓名时，如无特殊说明，均见该学者会议论文，后同。 [④]在学术期刊数据库中以“儒家管理”、“中国古代管理”等相关词汇任意搜索，都可以得到数百条的结果。 [⑤]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⑥]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M].何兆武、何冰，译.苏州：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⑦]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2.
（该文已由《管理学报》2008年第3期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