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野蛮人姍姍来晚,我们怎么办?
他们本该是我们的解决方案.
――＂等待野蛮人＂
Constantine Cavafy（1864-1933）
外资对本土企业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是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尽管过去几十年中全世界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长足增长,依靠外资来带动一国经济发展的愿望和实践极为广泛,但是对于外资究竟给本土企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国际学术界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工作,至今并无始终一致的答案.虽然大多数研究表明引入外资会产生“溢出”效应,提高本土行业的效率和业绩,但也有一些研究指出了负面的效应,即外资对本土企业的“挤出”效应.在涉及到中国的研究中,后一种观点因黄亚生教授的《出售中国--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一书而被充分发挥.虽然黄教授一再解释他的原意是指出资源配置不合理与对外资的过度依赖之间的关系,但是人们还是很容易从中得出强大的外资企业压制了弱小的民营企业这样的结论.当大众舆论对外资的责难随着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升温时,这样的研究结果很容易被曲解和被当作”限外”政策的依据.
然而以往的研究经常是建立在并不坚实的基础上.首先,在理论指导上,这些研究往往假定外资与本土企业之间的影响是单向而不是交互的.经济学家们尤其容易忽略新兴市场国家中本土企业对外资企业的”反作用力”,低估内资企业的”本土竞争优势”.这样的理论前提很容易使研究者对数据和案例的提示视而不见.[1]第二,在方法上,这些研究通常使用的是合并的行业数据,而非比较细致的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
容易得出错误结论的另一种研究方法,是所谓的”案例研究”.真正的案例研究应该受到严格的方法论指导,依照严格的程序进行,但是国内研究者鲜有受过专门训练者,或者至少是在管理学领域受过这样的训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被随心所欲地用来支持广泛性结论的”举例研究”.一些并非学术研究的行业分析报告也经常被误认为”案例研究”.其中广为人知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一份关于中国汽车工业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合资战略已经导致中国本土汽车厂商丧失自主开发的能力,并建议政府大力推动本土厂商的研发活动.从行业政策的角度,这本是非常敏锐的观察.但是就方法论而言,这项调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定性研究或定量分析,其结论更不具有普适性.如果以此为依据来制定跨行业的外资政策或研发战略,是十分危险的.战略管理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战略必须与行业环境和企业资源相匹配.既然每个企业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和拥有不同程度的核心能力,就不应该采用同一的研发战略.
就在一些具有新闻效果的案例(例如,凯雷-徐工事件,达能-娃哈哈事件等)引导大众舆论越来越倾向相信外资对本土企业具有负面作用时,管理学者们却得出了很不同的结论.2006年夏天,国际商务学会(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在北京召开以中国为主题的年会,其中一个特别分会就是以外资在中国的影响为专题.在这个有几十位国际知名学者参加的论坛上,几位主讲人不约而同地对中国企业”抵御”外资的能力表示乐观.其中, 《中國的世紀》一书的作者奧代·申卡教授从政治经济的层面进行了分析,长江商学院的曾鸣教授使用了更多的正面案例,而我则列举了自己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武常岐教授等人一起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统计结果.
在那次论坛上,我的另一位合作者,韩国高丽大学的张世进教授介绍了我们共同对境内中外企业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当时这项研究刚进行了一年多,才有了初步的结论.现在又经过近两年的进一步完善,终于在战略管理学领域的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战略管理学期刊》今年5月号上发表.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为了克服以往外资研究受制于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我们以战略管理学界知名华人学者陈明哲教授在1996年发表的一个企业竞争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使用1998年至2005年间国内全部大中型外资与本土企业的数据,对影响它们生存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这八年中,我们的样本量由1998年的165186家企业增至2005年的274513家.我们把其中的外资企业分为纯外资和港澳台企业两类,把其中的本土企业分为传统型(国有和集体)和改革型(股份制,私营等)两类.我们以外资企业员工人数占全行业的比例来衡量外资在该行业的多寡,并考察其对各类中资企业存活率的影响.对企业生存与死亡的研究是近年来战略管理研究的趋势.这样的研究能够避免所谓的”生存者偏差”,即因不能观察到已”死亡”的企业而造成的偏差.
我们的数据分析得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新发现.首先,外资企业的存在,在省一级的地区市场上对本土企业的生存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则提高了本土企业的存活率.这一结果首先表明外资的存在带来了总体上的正面影响,其”溢出”效应超出了“挤出”效应.同时,这一结果也为本土企业的地域布局提供了参考:也许区域性的”集聚”效应并不那么重要,而向外资企业学习技术和管理可以远距离地进行.
更令人意外的结果是,外资企业不仅互相之间产生挤出效应,而且也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和地区市场上,受到经过改革的股份制公司和民营公司等本土企业的严厉挑战.这样的一幅图景不是以案例和故事的形式,而是第一次由几十万家大中型企业组成的大样本数据来描绘,足以令人信服和振奋.我们的统计模型分析清晰地显示出外资企业在这些更具竞争力的本土企业面前被迫退缩,甚至退出中国市场.
为了检验这些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我们在数据使用上分别用了一年和两年(以至更多年)的时间滞后.换句话说话说,我们分别检测了外资的存在对于一年和两年以后本土企业存活率的影响.不出所料,我们发现时间过得越久,外资的溢出效应越明显;而外资对本土企业的竞争效应则会在短期内显现出来.这对于那些经历了最初的跨国公司“冲击”而存活下来的本土企业,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总结起来,我们这项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在理论上,这项研究首次将战略管理的研究视角引入到一个传统上由经济学占据的领域,并且克服了后者的局限性.与以往的经济学研究不同,我们的关注点不是在行业层面,而是在企业层面,直接考察外资和本土企业的交互影响.在实证上,这项研究使用了最新、最权威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相比之下,以往的研究使用的多是1998年以前的中国行业数据(比如黄亚生使用的是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这使得我们的研究能够反映出最近期的企业现状.
在现实意义上,这项研究纠正了关于外国直接投资会使得本土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受到打击以至被毁灭的片面观点.这种误解的一个负面作用,可能是引导政府制定出旨在保护本土企业的,对外资加以限制的产业政策.但这样的政策却未必奏效.我们的数据显示备受呵护的国有企业未能对外资企业构成任何威胁,就是明证.而我们所描绘的经过改革的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则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挑战者和竞争者.因而实际上,一种更为积极的,以树立本土企业自信、发挥本土企业竞争优势为主旋律的产业政策,应该更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且更符合中国企业的长期利益.
本文开篇引用了希腊语诗人Cavafy的名句．它描写的是一个原以为即将大祸临头的社会，突然得知强敌并未来到时反而不知所措，茫然若失的情景．缺乏自信的民族经常会想象出强大的、主宰自己命运的＂野蛮人＂,来作为躲避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联想到＂野蛮人就要来了＂的警句在欧美报刊上被改写成＂中国人就要来了＂，这种相互的戒心、恐惧和妖魔化，在数据构成的事实面前实在不值一晒．既然＂野蛮人＂并未来到，或者并不可怕，那么下一步,中国企业应该怎么做呢？
(本文大部发表于2008年5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1] 如曽鸣和Williamson2004年在英文《哈佛商业评论》上所做的案例研究,以及潘意刚和许德音同年在该刊中文版上发表的统计研究,均指出与外资企业相比,中国本土企业其实有着不容小觑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