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造成欠发达地区技术改造投资短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观念因素,也有政策因素,更有运作因素。主要表现在:
1. 思想观念错位。思想观念是实现技术改造投资的思想基础,保守和陈旧的思想观念必然阻碍技术改造投资。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 信息、系统、效益、竞争、创新、风险等观念对技术改造投资的进展极为重要。缺乏信息观念就会使企业的一些技术改造投资工作无序进行,产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缺乏系统观念,不注意企业这个小系统整体的有效性和开放性以及与外界环境的联系和制约,就不能准确预测技术改造投资的趋势,确定企业技术改造投资方向;缺乏效益和竞争观念就不能为降低成本水平和增强竞争力而进行技术改造投资;缺乏创新观念,因循守旧,就会使企业技术改造投资泛于空谈;缺乏风险观念,安于现状,信奉“不搞技改等死,搞技改早死”,就不会启动和推进技术改造投资。长期以来,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很多企业领导者正是缺乏这些观念,缺乏对技术改造投资工作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以及进行技术改造投资以吸纳先进技术的动力,导致产品缺乏竞争能力、生产后劲不足、增长速度滑坡、经济效益劣化的恶性循环。
2. 行为主体虚位。在经济生活中,经济行为主体是权、责、利三要素的统一,缺少任何一个要素,经济行为就名不副实,即出现所谓的经济行为主体的虚位。在我国以往的全民所有制资产关系中,资产的归属权(法律上的规定) 归国家所有,政府代表国家管理国有资产,同时,又作为行政主体,独掌行政权力,为国有企业选定厂长、经理,这就造成了行政权侵蚀经营权,使国有企业成了政府的行政附属物。在这一系列关系中,政府往往享受经济行为的权和利,但不承担经济行为的风险,企业的经营者受到政府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干扰,收益权没保障,经济行为责任软化。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企业本身都不具备经济行为主体的责、权、利三要素的有机构成,因而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行为主体,即经济行为主体虚位。我国日益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使经济行为主体由“虚位”变为“实位”。为此,政府努力使政企分开,并进行了许许多多的改革探索的实践,如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公司制等。
但是承包经营责任制、公司制并没有使国有企业摆脱行政附属物的地位,国有企业的经济行为主体仍是虚位的:政府部门似乎继续充当经济行为的主体,只享受权和利,不承担经济行为责任;厂长或经理似乎成了经济行为的主体,但由于国有企业经营的好坏和国资的保值增值与厂长或经理不存在资本利害关系,仅有的权和利约束关系脆弱,责任关系又不到位而徒有虚名。不宜成为经济行为主体的政府迷迷糊糊地扮演着经济行为主体,而应该成为经济行为主体的经营者,却因种种因素而步入虚位。由于技术改造投资首先决定于经济行为主体观念,而现实中国有企业经济行为主体虚位,从而导致了技术改造投资主体虚位,使技术改造投资成为行政权力的推动结果,而不是主体利益和市场竞争压力的驱动的结果,企业经营者对技术改造投资不热心、不积极,甚至挪用技术改造资金。
3. 利益分配失范。从事经济活动的不同行为主体都有其各自的物质利益,只有当经济行为主体的物质利益有其明确的界定时,利益的实现才会有明晰的轨道,经济发展的磨擦消耗才能减弱, 技术改造投资才能正常运行。但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失当,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技术改造投资动力。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承包期与技术改造投资及成效周期不一致,造成经济利益约束关系失范。由于技术改造投资及成效周期较长, 厂长、经理的任职期限一般较短,因而从机制角度讲,厂长、经理们都不乐意干这种只能由他们播种却不能由他们收获的事情。如果说他们乐意应用新技术成果,进行技术改造投资的话,那么,更多的也只是那些技术周期短,能在他们任期内获得经济利益的“小打小闹”、“小改革”的低水平小规模技术改造投资,攸关整个企业长期生存、发展和效益的高水平技术改造投资则往往难以成行。近些年来,为了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各级政府又纷纷采取行政手段,将技术改造指示列入厂长、经理的任期考核范围,与厂长、经理的业绩考核和经济利益分配直接挂钩。然而,由于挂钩考核的是技术改造项目数量、而不是技术改造投资效果,因而进一步促使厂长经理选择那些“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的技术改造项目来应付政府的考核,实践证明,由政府行为形成的被动式技术改造投资,不仅不能使欠发达地区尽快搞活企业,振兴经济,反而往往使这些地区的一些企业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濒临“死亡”边缘。
其二,一刀切的增值税政策制约着技术改造。实行增值税政策以后,增值税一律按增值额的既定税率计征,而不分增值额是外延扩大再生产取得,还是通过技术改造取得。企业辛辛苦苦搞技术改造的实际得益倒不如轻轻松松扩大资源投入的实际得益多。并且,增值税的实行使有关优惠政策变化或消失,企业实际负担加重,还贷能力减弱,在较大程度上抑制了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投资的积极性。
其三,在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之间,往往强调它们的一致性、同一性,而忽视它们的非一致性、非同质性。职工总是希望收入高点再高点,而企业为了应付各种突发性事件以维系长期高效发展,则希望企业积累多点。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企业经济基础差、效益低、职工收入总体水平较低,因此,这个矛盾尤为突出。在利益分配上,总是过分地向职工倾斜,造成了近些年来企业的职工收入增长率远远超过企业劳动生产率,如丽水地区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职工收入1994 年比1987 年增长8 倍多,而劳动生产率却只提高1 倍多,弱化了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
4. 资金积累困难。主要反映在: 其一,折旧制度的缺陷。现行折旧制度的折旧率偏低。以工业企业为例,1953 年—1992 年的40 年期间, 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仅为3.7 % —5.3 %,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折旧率一般为10 % —20 % 。尽管1993 年以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与市场经济发展技术日新月异的现实要求相比,仍然明显偏低。现行的折旧制度没有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其次,按固定资产的帐面价值计提的名义折旧基金与重置价格相差很远,延缓了固定资产补偿和机器设备的更新速度。其二, 折旧的范围仅限于企业正在使用的固定资产,而把企业封存的、不用的固定资产排除在计提折旧的范围以外,使这些固定资产的经济技术上的无形损失无法得以补偿。折旧制度的这些毛病使固定资产折旧计提不足,导致资金积累困难,设备更新周期长,另一方面,也使企业的利润虚增上交财政,弱化企业的技术改造能力。其三,挪用折旧基金。一是折旧基金过多地被挪用于基本建设投资,搞外延扩大再生产,忽视技术改造投资。从丽水地区看,1950 年至1994 年的45 年间,国有企业的投资总额为39. 5 亿元, 其中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0. 23 亿元,占投资总额的76.6 %; 技术改造投资9. 23 亿元,仅占投资总额的23.4 %, 其中1978 年至1985 年的技术改造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仅有18. 3 % ,1994 年技术改造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只有12. 8 % 。二是折旧基金被挪用于搞福利、发奖金和补贴。其四,少提新产品开发基金。为了支持企业新产品开发,国家政策规定企业可以按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新产品开发基金。可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有些企业的经营者为了“多创”利润,扩大业绩,少提甚至不提新产品开发基金。其五,企业效益差、负担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大多效益低、创利少,有的甚至大面积损,而企业背的社会包袱却十分沉重,苟延残喘尚甚感艰难,更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改造投资积累。
5. 信贷供给乏力。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技术改造贷款风险大、效益低、回收难, 金融机构不愿向欠发达地区的工业生产企业发放技术改造贷款。近年来,金融机构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无论是流动资金贷款还是技术改造贷款都实行了全面紧缩政策,使欠发达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经济不景气—金融困难——金融紧缩—经济更不景气—金融更加困难..。二是银行技术改造贷款变异。虚假“技术改造贷款”较多。例如,丽水地区近几年来银行机构投入的技术改造贷款中,绝大部分用于公路改造、邮电等非工业生产企业,还有一部分用于工业生产企业的基本建设。三是财政发放的绝大部分是流动资金贷款,支持企业的外延扩大再生产,难以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进行重点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