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企业管理大师墨子看见宣扬企业文化的人感叹了一下:企业文化主色系用进取则员工们都进取,企业文化主色系用官僚则员工们都官僚,宣扬的东西不一样,形成的氛围也不一样啊。投放5种不同的企业文化那么企业文化必然五花八门。所以企业文化的主论调不可以不慎重啊!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
这个不是哪一个行业的特征,所有企业组织机构都是这个道理的。舜得到许由、伯阳的熏陶,禹得到皋陶、伯益的熏陶,汤受到伊尹、仲虺的熏陶,武王受到太公、周公的熏陶。这四个董事长得到的感染恰当,所以垄断全行业,成立托拉斯,功名覆盖天地。我们推选商界仁义而显赫的人,一定会称举这四个CEO。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谷。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
夏桀受干辛、推哆的感染,商纣受崇侯、恶来的感染,厉王受厉公长父、荣夷终的感染,周幽王受傅公夷、蔡公谷的感染。这四个总经理受的熏染不恰当,结果企业破产倒闭,总经理流亡街头。我们数说商界不义而受辱的失败人士,一定会列举这四个倒霉蛋。
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齐桓公被管仲、鲍叔牙所染,晋文公被舅犯、高偃所染,楚庄王被孙叔敖、沈尹茎所染,吴王阖闾被伍员、文义所染,越王句践被范蠡、文种所染。这五位总经理因为所染得当,所以能称雄行业,企业品牌传于后世。
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中行寅染于藉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知伯摇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
范吉射被长柳朔、王胜所染,中行寅被籍秦、高强所染,吴王夫差被王孙雒、太宰嚭所染,知伯摇被知国、张武所染,中山尚被魏义、偃长所染,宋康王被唐鞅、佃不礼所染。这六位CEO因为所染不当,所以企业灭亡,身受刑戮,资金链断裂,负债累累,公司干部逃亡,员工自动离职。凡是提起公司贪暴苛刻的经营者,必定称这六君。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大凡公司之所以能够安定,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经营者行事合理。而行事合理源于企业文化选择得当。所以善于做董事长的,用心致力于选拔人才,形成良性的企业文化。不善于做总经理的,劳神伤身,用尽心思,然而国家更危险,自己更受屈辱。上述这六位总经理,并非不重视他们的公司、爱惜他们自己的身体,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经营之道的要领缘故。所谓不知道经营之道的要领,就是企业文化选择不得当。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诗曰“比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
不仅公司有企业文化的问题,个人也有文化氛围。一个人所交的朋友都爱好仁义,都淳朴谨慎,慑于法纪,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兴盛,身体日益平安,名声日益光耀,居官治政也合于正道了,如段干木、禽子、傅说等人即属此类(朋友)。一个人所交的朋友若都不安分守己,结党营私,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衰落,身体日益危险,名声日益降低,居官治政也不得其道,如子西、易牙、竖刀等人即属此类(朋友)。《诗经》上说:“一定要选择好染料,一定要谨慎对待文化浸染”就是说的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