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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之处二：中国古代的些许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能产生现代企业管理吗？如果说现代企业管理是基于组织，基于马克斯·韦伯的科层架构组织之上的话，那么一个不分中式、日式、欧式、美式的管理科学则是整个现代企业管理的源头。现代企业管理由管理科学起步，一步步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无可争辩的史实。 管理科学是什么？是构成企业组织的全部刚性，是组织机构图、岗位图、人员编制、部门职责、岗位描述、责权利、纵向横向的指挥协调关系、工作流程、业务流程、标准、规章制度、守则，是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法约尔的《工业和一般管理》，是福特的流水线作业、戴明的质量管理十法。 中国古代的些许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又是什么？是人之初，性本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内圣外王；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言偾事，一言丧邦；“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伯乐相马，慧眼识才；知人善任，唯才是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六韬》中的“一曰仁，二曰义，三曰恕，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王安石的“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是统领我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我们所讲中学里的一个分支。 这样的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虽然内含了不少诸如伯乐相马，慧眼识才；知人善任，唯才是举；“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等至今仍具一定价值的支流理念，但由于主流的，被朝庭和各级官府衙门不遗余力地宣扬，成为道德教化的主题词，列入到秀才、举人等各类人才选拔考试中，融入到国民的精神骨髓中的理念是人之初，性本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内圣外王；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实际的发生的情形必定是任人唯亲和朝中无人莫做官。知人善任、唯才是举的局面只有在一个王朝建立时，在以实力相对抗的纷争之世，才会在少数明君、明主身上间或地产生，它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而是中国历史的异数。 顺着这样的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往下走，我们就会发现，既然人之初是性本善的，既然人是可以通过修身达到止善、内圣境界的，那么治理的第一要务就是对天子──皇帝进行持之以恒的德育包装。皇帝的德育被包装得圆满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的命令──服从型统治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时，天下所有的官吏百姓只要向皇帝同志学习，做好修身的功课，牢固树立起天下一家的安身立命观，国家是大家，州、县是中家，家族是小家，大家领中家，中家领小家，一级一级的忠孝上去，则自然会国泰民安。有皇帝君父一人的人治足矣，甚至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不是《论语》有多么的高深莫测，而是前半部《论语》已道出了全部《论语》的主题，后半部《论语》要么换了一些嘴巴在重复前半部《论语》的意思，要么后半部新增加的意思有违前半部的宗旨，还是用前半部治天下行）。 在天下一家中，在普天之下的大家、中家、小家中，处理家庭成员关系的准则是忠孝仁义，因而不需要组织、不需要明确的职能分工、不要制度、不要监督，一切由德育圆满的家长说了算，家长就是真理，家长就是法，最大的家长—天子是金口玉言。如此一来，作为基于组织，基于科层架构组织的管理科学和现代企业管理就没有诞生的可能。 理论上我不能证明哲学与科学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实践上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却不容分辩。欧美的哲学认为人性本恶，人是逐利的动物，所以迎来了市场经济→工厂、企业→分工协作、权力制衡的科层组织→科学管理（法治）→现代企业管理，欧美的哲学对应于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古代的些许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认为人性本善，人应该耻于逐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农工商，心诚意正身修家齐国治的士排在第一，全社会以农为本，以工、商为细枝末流→有悖市场经济→有悖工厂、企业→有悖分工协作、权力制衡的科层组织→有悖科学管理（人治）→有悖现代企业管理，中国古代的些许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对应于家族制老板的人治。 哲学是根基，理念是种子，有什么样的哲学、理念，就有什么样的管治方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前因后果，分毫不差。当老板一旦决定将中国古代的些许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作为中国企业之“体”时，就不能再奢望管理科学等等的西学可以拿来作为中国企业之“用”，就不能再企求什么西学的法，中学之体与西学之用是不可调和，不能共存的，有中学的人情、中学的理念在上，就没有西学的法在下，两者不可得兼。中学的人情、中学的理念只能产生中学的法、明君式的法、人治的法、高度集权的个人可以随时随地的改变它无视它的法。曾先生那样的情理法只能是他的一厢情愿（中国历史上，因为人治，因为没有权力制衡，所以导致严重的吏治腐败和民风日下，无可奈何之余，当局者不是设法对症下药去推行法治，而是舍本趋末去抱孔二先生的大腿，去指望什么修身养性的德育德治。殊不知，离开西学的法的德育德治，根本就是万里挑一者的洁身自好，根本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伪道德，根本就不合于普通的人情人性，不具备普世的价值。我从不反对必要的德育德治，我反对的只是离开西学的法做基础的德育德治。不信的读者，可以将欧美法治社会的道德民风与本乡本土作一番比较，虽然历朝历代的中国统治者竭尽全力地倡导了几千年，但全社会德育德治的低效率却任谁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中国古代的些许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之阻碍科层组织，阻碍管理科学，阻碍现代企业管理的道理就好比中国古人，在士农工商的主流价值理念已深入骨髓的前提下，虽然有最早发明了指南针、精湛的造船技艺等航海优势，但郑河下西洋只能以宣扬一番皇帝的天威而告终。相比起来，发韧于葡萄牙恩里克王子的，以谋取巨大商业利益为导向的欧洲航海战略却能借助中国的指南针（有观念认为西方的罗盘与中国的指南针无关），借助商人的逐利本能，排除万难地发现了新大陆，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因而，我要郑重其事地在此提醒所有对中国古代的些许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抱有种种不切实际幻想的人们二句话，一是千万别再去相信什么“跟着老子学管理”、“跟着三国学管理”之类的胡话了。就算老子有少许暗合现代企业管理的片言，就算三国有部分任人唯贤的只语；但一方面他们的立足点、他们的大处总是与市场经济、与组织管理格格不入的呀，另一方面老子和三国不过是片言只语，而现代企业管理中却是相应的系统方法。跟着老子学管理，一不小心就会迷失方向，就会陷入小国寡民的误区；跟着老子学管理很容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跟着老子学管理，就如同跟着马车学汽车一样荒唐。 二是要警惕优秀传统文化的幌子。不少靠主张国粹混迹于名利场中的无良文人，虽然张口就是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他们所讲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吗？四书五经中99%以内的内容够得上优秀吗？他们挂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羊头，贩卖传统农耕文化糟粕的狗肉，欺世盗名，误国误民。他们所讲的传统文化与其说优秀，倒不如说对他们有用，凡他们认为有用的，都是优秀的，优秀成了他们的牌坊。因此，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农耕社会本质，我觉得讲中国传统文化应主要着眼于“弃”，把“弃”摆在首位，而不是“扬”，尤其是在现阶段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糟粕的谬种还未得到有效清除的情况下。要有直面四书五经在中国代代虽然相传了几千年，但没有带来市场经济，没有带来现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勇气。“扬”固然可以讲，但讲之前一定要弄清什么是“扬”的标准，什么该“扬”，什么不该“扬”？切切不可弄反了，把不该“扬”的“扬”起来，把该“扬”的丢在一旁不管，误人企业，害老板不浅。 可笑之处三：中国古代有悖于科层组织，有悖于管理科学的些许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居然优越于孕育了科层组织和管理科学的西方管理哲学，实才是自欺欺人，实才是变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的科学好，但我们的哲学比他们高，哲学在先，科学在后”；“西方的管理科学行，但我们的管理哲学、管理思想比他们胜，管理哲学、管理思想在上，管理科学在下”；“西方的今天富，但我们的祖宗比他们强，祖宗在先，儿孙在后，儿孙再怎么强，也还是儿孙胜过祖宗呀”！类似的谬论其实早就见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遗老遗少，当时流行的说词是我们的物质文明虽然落后于西方，但精神文明却走在了他们的前头！ 看看胡适先生是如何反驳那些遗老遗少的，他说：“一九二六年七月我到欧洲去的时候，路过哈尔滨。这城是俄国的租借地，从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镇市，但是现今就成为‘中国北部之上海’了。离哈尔滨租界不远，另有一个中国的城市，这城市从前是一个村庄。我在这里游玩的时候，有一件事令我很注意：中国城里一切运输都是用黄包车或是其他用人力的车，但是在租界上这种车子不许通行。现在租界已收回中国，不过一切行政仍照俄国旧的办理。租界的交通，都是用电车汽车；如有人力车进入租界，就必须退出，而且不给车费。 那些夸耀东方精神文明者，对于这种种事实可以考虑考虑。一种文化容许残忍的人力车存在，其‘精神’何在呢？不知什么是最低限度的工资，也不知什么工作时间的限制，一天到晚只知辛苦的工作，这还有什么精神生活呢？一个美国的工人可以坐他自己的汽车去上工，星期日带着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可以不花钱用无线电机听极好的音乐，可以送他的儿女到学校去读书，那学校里有最好的图书馆试验室等。我们是否相信一个拖洋车的苦力的生活，比较美国的工人要精神化些道德化些呢？ 除非我们真正感到人力车夫的生活是这样痛苦，这样有害于他们的身体，我们才会尊敬哈格理佛士、卡特赖特、瓦特、福尔敦、斯蒂芬、福特等。他们创造机器，使人类脱离痛苦，如现今东方民族所忍受的。 这种物质文明——机械的进步——才真正是精神的。机械的进步是利用智力创造机器，增加人类工作与生产的能力，以免徒手徒脚的劳苦而求生活。这样，我们才有闲余的时间与精力去欣赏较高的文化。如果我们要劳苦工作，才能够生存；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生活了，还有什么文化可言呢？凡够得上文化这名词，必须先有物质的进化为基础。二千六百年前管仲曾经说过：‘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义。’这并不是什么经济史观，乃是很简单的常识。我们试想想：一群妇女孩子们，提着竹篮，拿着棍子，围聚在垃圾堆中寻找一块破布或是煤屑，这叫做什么文明呢？在这种环境里能产生什么道德的精神的文明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