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 通过对同仁堂的企业发展历史的探讨，剖析其企业文化产生与发展与儒家传统思想、传统医学的关系，初步判定其企业文化具有“济世”情怀的理想主义色彩，并结合时代脉络提出了同仁堂企业文化是分三个阶段不断成熟的看法
关键词 文化传承 阶段发展论 道德自律
北京同仁堂是我国著名的老字号，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创建，在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获得了骄人的发展，到现在拥有两家上市公司，年销售额数十亿元，门店遍及国内外，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中医药界的地位已经无人可以撼动：被尊为“国药第一品牌”。
回顾同仁堂的发展史，是荣誉相伴与成绩卓越的历程：长达188年八个皇帝的御药房供药史，开创中药西制的先河，全国第一家驰名商标， 十六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而之所以能取得的这么多的荣誉并保持常胜不衰，除了它自身产品的高竞争力和营销的成功外，理想主义情怀的企业文化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考察北京同仁堂企业文化，可以看到它具有强烈儒家色彩的理想主义情怀，而这种文化深深贯穿它三百年的历史，因此延伸与深划产生的各类制度与规则共同造就同仁堂的高品质产品与严格的生产营销实践，进而在消费者群体中变成根深蒂固的信赖，这种信赖又反过来促进了它为了实践自己企业精神的自律与自强精神。
一 儒家理想主义与同仁堂企业文化的历史渊源
孔子开创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作为“义”所包含的社会责任与义务限定下，“仁”的本质表现为“爱人”，源于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其精神价值的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儒家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孟子则将“仁”延伸到了更富个人主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这句著名的话可以看做是这位道德哲学家的处世立场，他严格自律的精神也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他认为自律可以带来人的道德提升，“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尽心下》中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也是作为儒家理想主义情怀的代表，尤其是“大而化之之谓圣”几乎成为救国救民者的道德标杆。
从历史传承和时代的特性上分析，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同仁堂不仅深刻的实践者儒家“济世”情怀，而且与中国传统的医德价值观一脉相承。康熙年间儒家思想的继承与传播并未因为满族的统治停止，相反满族在汉文化博大精深的影响下被全面同化，不仅作为文化基础的汉字是官方和主流文字，统治思想上也更加偏爱等级观念明确的儒家思想。而在传统医学上，“悬壶济世” （典出《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传》）美誉既是对医生郎中高超的医技药方的赞扬，又是对医者满怀慈心疗伤救人的极高的道德赞扬，这些与儒家理想中的“济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妙。乐显扬（同仁堂创始人）家族三代行医，聪慧好学的他在这样一个医学世家中必然受到传统道德观念强烈熏陶，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常年在天子脚下行医，提出“同仁”作为药堂名字，就顺理成章的蕴含着深刻的“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理念。
二 理想主义文化的扩展与细化
同仁堂以“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为核心企业文化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各代人的共同细化与扩展，慢慢开始完整起来。从比较明显的时间跨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从创始到建国前
这一阶段是其企业文化创立到基本定型的时期。乐显扬确定店名，但并未对其有明确解释，仅有的文字记载是“‘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吾喜其工而雅，需志之。”可以说是初定宗旨，但完整的系统框架还需要后人补充。在那时中国的药店尚不是标准的现代企业，企业文化的创立与完善也要比现在的企业更加困难更需要时间。乐显扬的四儿子乐凤鸣在同仁堂的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使同仁堂得到标准极为严格的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开始为皇家供药，而且完成医学集成之作《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并在序言中提出“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训条，从此成为历代同仁堂人的坚守的制药原则，至今它以对联形式悬挂在北京同仁堂药店内。而成为御药供药者的历史无疑加深了同仁堂人对自己地位与责任的意识，冒着一有疏忽便可能杀头的风险，可以想象从采料到制药更加严谨更加谨慎的心态，所以，严格自律和高度责任心以及道德高层的自我认同不仅促进了它的发展进步，也在发展进步的同时深深扎进了这家在北京城具有极高荣耀的家族药店。
二 从建国起到改革开放前
新中国的解放带来社会结构与经济体制的剧烈变革，私有制的全面废除使家族式企业的经营面临重大变革。1956年《国务院关于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改革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标志着全国公私合营为主的社会主义达到高潮，工商行业已经基本实现公私合营。而作为处处要求先进的同仁堂则于一九五四年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顺应时代变化与保持特色的同仁堂在忠实履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理想信念的路上成绩斐然，于是就出现了时任经理的乐松生不仅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并且代表北京工商界在天安门城楼向他们递交北京市私营企业全面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的镜头。在这一时期的企业文化突出的是集体主义与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是在全国上下对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憧憬下的自觉行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正是在这种理想主义情怀的激情鼓舞下，1957年同仁堂中药提炼厂正式成立，开创中药西制的先河，这是践行创业者“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惟医药为最”的理念仍然保持中药本源并实现的制法创新。
三 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的到来，唤醒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唤醒了个体知觉的回归。不仅对于个人自我知觉，对于企业个体的意识也同样是一场重新觉醒。市场经济下企业体制能否变革和能否变革成功是企业能否继续生存下来的基本难题，而许多著名老字号就是未能及时变化导致不断萎缩甚至破产，2004年《解放日报》称1600多家中华老字号企业70%举步维艰， 2006年经商务部确定的老字号不足千家，王麻子菜刀的破产也曾激起一番大讨论。同仁堂的变革是比较早的，也是老字号中比较成功的，不仅保持住了医药行业中的地位，而且在消费者群体中的认知度不减反升，这样的成绩固然是体制变革的成果，但剖析深层次原因可以发现是企业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力量。面对对药店传统文化认识的模糊，管理者发动全公司员工对企业历史加以分析和讨论，并且邀请多名专家学者对企业文化进行挖掘，最终确定了对“同仁”二字的经典诠释“同修仁德，济世养生”，既完成了对创业者开创的企业信念的传承回归，又以此在新时期在全体员工中进行了一次企业肩负有崇高使命的教育。在各个药店悬挂古训，深入挖掘历史文献，建立博物馆，开拍电视剧《大宅门》，在各种媒体广泛传播企业形象，这些文化建设措施不仅促进了公司内部精神的统一，也造就了良好的外部形象。
在这个阶段，同仁堂的理想主义情怀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同仁堂不仅将自己定位为“国药第一品牌”，并且一如既往的适应时代潮流，将企业使命定位为“弘扬中华医药文化，领导绿色医药潮流，提高人类生命与生活质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企业它不仅要弘扬博大精深中华医药文化，还要以领导者的身份领导“绿色医药”，事实上有许多规模不止同仁堂一倍的大型医药企业都在争做行业领袖，而“提高人类生命与生活质量”这样的企业使命表述明显具有理想主义色彩，是对其开创宗旨“济世养生”的继承。企业使命的选择是现实条件制约的也是文化的沉淀的，在现代企业越来越放弃具有“崇高伟大”色彩的企业使命的时候，同仁堂的继续坚持无疑是因为其强大的企业文化的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至今日，同仁堂的企业文化不仅呈现传统价值观的一面，也体现出时代精神的一面。比如奉为企业法则的“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质量价值观，“炮制虽集必不敢省人工”的工艺价值观，“童叟无欺一视同仁”的营销价值观，而现代气息的信念表现为争做“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医药产品集团” ，对产品生产“生产一流品质”的高品质要求，对“创造国际名牌”的不懈的追求，这些严格、自律的口号和标语同它历史中一贯的表现一样，是一个富有理想主义情怀色彩的企业自觉形成的道德规范，或许这也是这个能生存三百年不倒的著名老字号保持长青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