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提要】姜奇平先生对后现代管理仍然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解。他的“中国式管理”思想中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倾向。
在评论姜奇平先生的文章时，我所使用的“唾弃”一词并非针对姜先生本人，而是针对某种行为。如果因措辞不当而对姜先生造成伤害，我愿意在此向他表达歉意。
后现代社会需要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希望以真诚对话的方式来讨论后现代管理问题。
针对我的《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一文，日前，著名学者姜奇平先生以《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兼论张羿“抵制中国式管理”论》为题，在《互联网周刊》和《博客中国》上同时向我发起了批评。
从姜奇平先生的文章中，我发现，对于后现代及后现代管理问题的认识，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试图通过对话来消除这种分歧，至少短期内可能是不现实的。鉴于后现代管理对于很多人还是陌生的，特别是双方观点的歧异性，因此，我希望通过与姜奇平先生的进一步商榷，能够使问题更加明朗化。
我认为，在《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兼评张羿“抵制中国式管理”论》一文中，姜奇平先生对后现代管理仍然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解。他的“中国式管理”思想中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倾向。这种倾向，有使思想回落到“五四”之前水平的危险，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无疑具有消极作用。
在此我要强调的是，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一文中，我所使用的“唾弃”一词并非针对姜先生本人，而是针对某种行为。如果因措辞不当而对姜先生造成伤害，我愿意在此向他表达歉意。
后现代社会需要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希望以真诚对话的方式来讨论后现代管理问题。这样，就算言辞是激烈的，也是对事不对人。至于互联网上那些不负责任和缺乏思考的漫骂式批评，无论是针对谁，都令我敬而远之。这使我更加感到后现代中国 “交往理性”构筑的重要性。
“后现代”本质之辩
姜奇平先生在其文章中指出：“张羿先生的观点属于机械的后工业化观点，而非真正、完全的后现代观。”我认为这种说法有欠公允。
“后工业”仅仅是从技术层面对“现代性”进行反拨的一种思想，与从哲学、文化学等多层面对“现代性”进行反拨的“后现代”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我的有关后现代管理的著述中，强调对技术主义的超越堪称是一条思想的主线。因此，在这里不需要再费笔墨澄清这一问题。我与姜奇平先生分歧的关键其实不是“后工业”与“后现代”的问题，甚至也不是要不要东西方融汇的问题。事实上，正如姜奇平先生所说的：“我与张羿先生在管理理念上的实质性分歧，集中在一点上：对中国传统在后现代化中的作用……”。
但在后现代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的认识上，姜奇平先生走向了错误的一面。姜奇平先生认为，“中国后现代化是东方理念在接受西方现代化洗礼后，在更高层面上复归人本的过程。”这一说法中隐含着“东方理念是根本”的意思，因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翻版。
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一文中，姜奇平先生也说过“对西方科学管理，我认为，‘我们不否认，中国商业社会正在大量用西方科学管理思想来武装自己，但中国还远没有学好’，这里的意思是中国要继续学习西方科学管理思想中值得肯定的方面，补工业化的课。” 姜奇平先生的这种说法，表明他对西方管理存在着片面化的理解。科学管理仅仅是西方现代管理的一个流派，远不能代表西方管理。其中隐含的思想也是“中体西用”。即姜奇平先生的“后现代”是东方的“道”加西方的“术”。
这是姜奇平先生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他所提倡的“新儒学、新道家与新经济”也无不如此。事实上，在后现代背景下，无论是“新儒学”还是“新道家”都是没有出路的。尽管“新儒学”本身也已经由“中体西用”转向“西体中用”，仍然摆脱不了没落的命运。
如姜奇平先生讲，“东方主流价值观（如儒道释）中不存在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这与后现代一元论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所谓东方一元论与西方一元论实际上有着天壤之别。只根据字面上的相同就断定“方向一致”，这种思想过于表面，不是真正的哲学思维。举一个例子，如姜奇平先生认为道家思想与海德格尔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就缺乏深入思考。因为在道家那里，宇宙是“天、地、人”三元合一，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宇宙是“天、地、神、人”四元合一。这昭示了东方一元论与西方一元论的本质区别。
其实，我和姜奇平先生在“后现代化是东西方融合”这一认识上是相通的。所不同的是，姜奇平先生的东西方融合强调的是不加深入剖析的“东方为本”或东西方的简单叠加，这样稍有不慎，不是倾向于“中体西用”，就是倾向于“折衷主义”，都容易将人带入思想误区。
后现代中国：中学、西学之争的终结
在《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兼评张羿“抵制中国式管理”论》一文中，姜奇平先生认为我们之间的争论，“可能是围绕‘中国后现代化发展到底采取西方取向还是东方取向’的第一次思想碰撞。”我认为姜奇平先生这是高估了我们之间的讨论，因此，我不但没有为此感到光荣，反而感到汗颜。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没有这么看重这个讨论。关于后现代思想，我也仅仅是刚刚有一些自己的初步思考。而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认为姜奇平先生的以上说法，仍然隐含着“中体西用”思想，很容易把关于后现代管理的讨论引向误区。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国的“后现代化”与“现代化”并无本质的区别。关于中国发展采取“东方取向还是西方取向”的问题，百年前曾引起争论。但由张之洞所提出的“中体西用”思想，早就遭到了鲁迅等思想家的批判。北洋水师的覆灭、近代中国改革的失败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与日本同时进行改革的中国，各种条件均优于日本），早就证实了“中体西用”是行不通的。
“中体西用”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东方一元论的失败。与东方一元论相对应的反民主的专制体系。
陶世龙先生在《别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文中指出：
“对自然界不求甚解，而是用似是而非的直观感受来比附社会人事，作为论辩的根据，如‘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类，是中学的一大特色，令人叹息的是，如此的‘天人合一’，却长期为许多人所深信。”
而何兆武先生在《“中学”、“西学”与历史文化传统——<序“中学”与“西学”>》一文指出：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并无所谓中西之分的。几何学源出于希腊（或埃及），没有理由说几何学是希学或埃学。代数学源出于阿拉伯，也没有理由说代数学是阿学。别的民族一样可以学好几何学和代数学，甚至比古希腊人的几何学或中世纪阿拉伯人的代数学来得更加高明。中国人历史上有过四大发明，但也不能说那就是中学，别的民族不能有的，就是学也学不好的。任何学都不是某一个民族所能垄断的专利，所以没有理由可以挂上一个中学或西学或英学、法学之类的招牌。任何学是任何民族都可以学到手的，而且完全有可能青出于蓝。就学之作为学而言，本来无所谓中西。总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德学，尽管马克思本人是德国人。
百年前中学与西学之争的那一幕，到了五四就已经寿终正寝了。此后再继续这一争论(如全盘西化或保存国粹之类)就成了毫无意义的语句。”
也谈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
在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姜奇平先生误解了我的观点。我从未否定过中国传统，我所否定的是对中国传统的盲目推崇和缺乏思考地与后现代对接，是新瓶装旧酒式的似是而非的复古主义。
姜奇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张羿先生主张中国的后现代化，就是全面西方化；为此，他对中国传统采取了比较彻底的虚无态度……”；“张羿先生把儒家归结为权威主义，认为‘儒家文化的基础是权威主义’，因此把中国管理传统一棍子打死。”
事实上我在《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以及包括《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一文等著述中，从未有过如此倾向。比如，关于儒家思想，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一文中，我是这样阐述的：“我们不否认，在儒家的‘仁’中，也有爱的成分。但在权威主义和主仆关系的儒家礼教系统中，所谓的‘仁’只能大打折扣。”
这里我所关注的事实是，儒家如何实现其思想主张的问题。评价一个思想体系的科学性，该思想在现实中能否实现，是非常重要的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好的东西，仅仅是主张本身是好的，但缺乏科学的体系。这样，思想的力量就会大打折扣。事实上，思想家认为好的东西，在普通老百姓的常识意识中肯定也都是好的。但你不能说每个老百姓都是思想家。我们一定要区分科学的思想体系与乌托邦的本质区别。
因此，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一文中，我还说过：“尽管儒家文化的出发点是好的，却由于其本身所存在的内在矛盾，使得中国人并没有能够真正贯彻其精髓要义。这是孔子也不愿看到的。所以才会有这位孤独的先哲‘大道隐没’的旷古呼声。”这话表明，即使对于孔子那些无法实现的理想，我也是十分敬重的。而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去体会孔子的孤独，用新的科学体系去实现其未竟之愿。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在我们实现孔子的理想时，不可能再沿用他所主张的落后的体系。
同样，姜奇平先生对墨子思想与后现代思想关系的理解也是表面的。他说，“张羿先生主张的后现代‘最高境界’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等的爱’，与墨家主张的‘爱无等差’的兼爱，有什么区别？”如果仅从字面上看，那肯定没有区别。至于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爱，就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问题的本质仍然是思想体系的科学性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仔细考查墨子思想及其时代，就会很容易看出其局限性。平民思想家墨子是作为正统儒家思想的反对者而出现的。墨子认为，儒家的爱是有等差的，因而实际上造就了森严的统治体系。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墨子寄希望于“明君”来实现其理想，表明其思想与现代西方民主思想体系具有天壤之别。当然就更不用说与后现代思想之间的距离了。
至于姜奇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事实上，现在早就不存在农业社会那些落后面了。”这种观点，就更加缺乏思考。如果真是这样，那实在是中国之大幸。而事实上，农业社会的落后面在中国还无处不在。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对此有强烈的感受。超越传统农业文明，仍然是后现代背景下中华民族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
后现代管理：超越中西的新文化盛宴
在后现代背景下，关于西学与中学之争早就应该结束了。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一文中，我无处不在表达这样的思想：
“中国商业精神正随着经济的逐步起飞而处于艰苦的摸索与构筑阶段。一方面我们必须以批判的精神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所面对是一个全球一体化和平面化的后现代世界，传统、现代与后现代都扑面而来，都处于同一个界面之上，因此必须摈弃传统的线性发展观，必须直接以后现代模式来迎接后现代世界的种种挑战。”
在上面这段话中，我明确地说，“我们必须以批判的精神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在这篇文章中，关于“中国式管理”，我是这样阐述的：
“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后现代时期，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的国际性、普遍性的重要程度，要远远高于其地域性和特殊性。”
“什么是‘日本式管理’？什么又是‘中国式管理’？尽管我们说，在全球化的同时，各个国家与地区理应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但事实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文化也在趋于一体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后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藩篱已被打破。后现代时期经济文化化之大势，将导致全球文化的大融合。这一融合的深度与广度，都将远远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度扩张中的民族与文化大融合。互联网以及跨国公司的扩张在改变着我们的文化，使我们无法区分何为西方，何为东方。”
“事实上，所谓“日本式管理”也不过是现代管理的一部分，其与西方管理共通的地方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区别。而在后现代背景下，这种相同大于差异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因此，在后现代背景下，本质上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管理’而充其量只有中国特性的‘后现代管理’。后现代管理才是我们建设中国商业精神的坚实基础。而后现代管理本身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中国商业精神也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区分后现代管理的中国性和世界性已毫无意义；区分中国商业精神的中国性和世界性也毫无意义。”
“东方管理也好，西方管理也好，在后现代背景下，都只能是后现代管理的一部分。并不存在超越时代的东方管理和西方管理。”
鉴于姜奇平先生对我的误解，使我不得不把上次说过的话再搬出来。在以上的这些阐述中，我的观点是非常清晰的。在后现代管理思想的构筑方面，我根本不存在“全盘西化”的倾向，我的主张是“中西合璧”。至于怎样“中西合璧”，以及何处采中，何处采西，那要看具体情况。姜奇平先生虽然也主张“中西合璧”，但他思想深处还是倾向于中国传统。因此才会特别强调“中国式管理”。事实上，管理与诸如艺术、饮食、服饰等文化形态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无论怎样“后现代”，都不会改变其强烈的民族或地域色彩。对于后现代问题，看来绝不可采取一刀切的方法。
由于姜奇平先生没有厘清“中学”、“西学”的后现代融合的问题，因此，他关于后现代管理本质的认识，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
在《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兼评张羿“抵制中国式管理”论》一文结尾，姜奇平先生说：“我承认张羿先生向我挑出的一个毛病，那就是上回我在网上聊天时说的‘下一代管理，是后现代管理与东方管理的统一’，这里我做一个更正，应为‘西方后现代管理与东方管理的统一’”。
我认为，姜奇平先生在下一代管理应为“西方后现代管理与东方管理的统一”的表述中，仍然存在双重逻辑误区，其一，仍然是没有真正摆脱“中学”、“西学”区分的藩篱；其二，后现代管理并非是西方的专利，尽管它起源于西方，这一点，姜奇平先生还没有厘清。
关于后现代管理并非西方专利的问题，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一文中，我说得很清楚：“无论是安然、世通的破产，还是大量中国企业的败局，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在后现代背景下及时建立自己的后现代管理体系。因此，无论从理论建构还是从中国企业的实际需要来说，对后现代管理模式的总结，都不应该仅仅是西方学者的专利。”我们总不能说东方人的管理学说，就是“东方管理”！
而我之所以提出“抵制中国式管理”，并非否定中国传统，而是主张真正的中西融合。后现代管理乃是超越中西之争的新文化盛宴。
关于“中国式管理”，吴洪刚先生在《“中国式管理”：本土化还是全球化？》一文中也指出：
“中国人，日本人，西方人有区别，但人的绝大部份还是相同的。刻意强调中国管理的本土性和特异性，甚至提出‘中国式的管理’，其本质上只是古代门派主义的翻版，既不符合现代管理的思想，也不符合企业管理的实践。
在企业管理领域，对科学的追求一样会面临着各种换了面孔的落后思维的阻碍，有时落后的思想还会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我国自秦汉以来，儒、道、释思想成为中国思想的根基。对管理的理解而言，就是‘修已安人。’……这种非以人为目的的管理思想，如果真成为中国企业的‘管理大道’的话，那么我们培养世界级企业的梦想也只能泡汤。”
结语
关于后现代管理，我们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思考。我的《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对后现代管理的论述还是初步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目前这本书正在不断完善中，因此我很欢迎象姜奇平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多多批评。
最后，我要向姜奇平先生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在《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兼评张羿“抵制中国式管理”论》一文结尾，关于我的一段话：
“有趣的是，他的另一本书《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主要参考文献中的100%属于东方体系思想，完全没有与西方传统有关的书。我认为，后现代不能这样研究，即使不能各取所需，也不能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
我要郑重声明的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我还没有出版过任何其它的著作，也没有写过类似《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这样的文章。
附：
奇平视点：后现代管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 ——兼评张羿“抵制‘中国式管理’”论作者：姜奇平 来源： 《互联网周刊》
在后现代管理理论研究方面有一定研究的张羿先生，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兼评姜奇平的〈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一文中，以近二万字的篇幅，对我在《互联网周刊》上一篇不到两千字的随笔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令我颇感意外。最初读张羿先生的东西，觉得彼此观点“大同小异”：难得在“后现代”这个大方向上一致，不同的只是一些细节问题上的误会；后来从张羿先生的过度反应中，我隐隐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大前提一致下的某种实质性分歧。把张羿先生写的东西从头看到尾，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张羿先生主张中国的后现代化，就是全面西方化；为此，他对中国传统采取了比较彻底的虚无态度，甚至主张“抵制‘中国式管理’”。而我认为，中国后现代化是东方理念在接受西方现代化洗礼后，在更高层面上复归人本的过程。
我想，这可能是围绕“中国后现代化发展到底采取西方取向还是东方取向”的第一次思想碰撞，“管理”这个话题只不过是偶然撞上的“战场”。我认为张羿先生的后现代管理主张，存在系统性的误导，有必要向他指出来。
中国商业精神与东西方距离
在接触实质问题之前，先摘开一些没有太大实质意义的分歧，或者说不是分歧的分歧。主要是一些张羿先生产生了误会的观点。
第一点，张羿先生误解了我对于中国商业精神发展阶段的判断。张羿先生说“像姜奇平先生一样说中国商业精神已经‘领潮后现代“ ，实在还为时过早”，这里的“已经”本身用得就不严谨。张羿先生认为“后现代背景下中国商业精神还远未形成”，这一点我与他看法完全一致，对中国商业精神都只是非系统地举例说明一些可能的元素；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这个标题中，我所说的“领潮”这个判断，字面上并不涉及中国商业精神“已经”形成或“还未”形成，我的实际意思是“中国商业精神有待总结，一旦形成将领潮后现代”，是想通过对领先者的观察，预言未来。这种将来时语气，在文中也体现得十分清楚，如文章的第一句话用的就是将来时态：“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到底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国际管理界很快就会想到……”，“我预言，未来取代日式管理，在国际管理界执掌牛耳的……”，我在文中并没有省略“将来时”。
第二点，张羿先生误会了我对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他说：“按照姜奇平先生的逻辑，面对全球管理革命浪潮，中国学者应该置之不理。最先进的管理模式，西方人自然会总结好。而中国学者的使命就是钻进传统文化的故纸堆，去总结那些‘独一无二’的成功秘诀与所谓的‘商业精神’”。 我认为后现代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张先生把这个说法理解成了单纯的肯定或单纯的否定，即对中国传统不加批判全盘照收，对西方管理，不加肯定全盘否定。事实上，对西方科学管理，我认为，“我们不否认，中国商业社会正在大量用西方科学管理思想来武装自己，但中国还远没有学好”，这里的意思是中国要继续学习西方科学管理思想中值得肯定的方面，补工业化的课。对中国传统管理，我的观点是：“‘关系’，看起来充满自然经济中未开化的血缘气，但出乎意料，它在螺旋式上升中，竟与最先锋的后现代商业精神不期而遇”；“中国人不可能光靠农业社会的传统，就跑到世界上去托大”，“中国的关系，必须去掉自然血缘色彩，改造为公共关系，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这些观点已经指明了，在后现代中吸收的中国传统并不是原封不动的农业社会的传统，“螺旋式上升”就是说这个传统要否定两次，既要经过工业社会的批判性改造，还要经过信息社会的再造。互联网上的公共关系也是关系，但它并不是张先生所认为的“裙带关系”或“为本来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保障”，事实上，现在早就不存在农业社会那些落后面了。
其实，在上述这两个方面，对问题本身的看法，我与张羿先生没有太多实质性分歧。
中国传统在后现代化中的作用
我与张羿先生在管理理念上的实质性分歧，集中在一点上：对中国传统在后现代化中的作用，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而这种相反的看法，更深的根源还在于对后现代本身的深层认识上的不同。
后现代不同于后工业
我认为，张羿先生的观点属于机械的后工业化观点，而非真正、完全的后现代观。从张羿先生以往的后现代管理著述看，他对二元论、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看法，都是表层化的。例如，他把劳资二元对立也当作二元论问题，认为人本主义完全与后现代对立，这说明他还没有完全理解后现代的精髓，就陷入到一些有特定背景的观点中去了。对后现代经济理论的理解基本偏离了正轨，这直接影响到了张羿先生对后现代问题的把握。相应的，在他表述的后现代管理理念中，对企业、组织、产权、知识四个方面的理解，如果以真正的后现代观点看，也存在一些误导。我以为，准确地定位张羿先生的研究对象，是后工业而非后现代。他的现象描述部分，比较接近后现代；但在理论概括方面，基本上是工业化思想向后工业阶段的延伸，仍带有浓厚的现代性色彩。有时间，我可以一一指出。
如果真正理解后现代，就会注意到东方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东方”这个代用符号，在逻辑上，常用来指代前现代现象（中国传统可以归为“东方”这个范畴）；而后现代现象，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东方性，例如东方主流价值观（如儒道释）中不存在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这与后现代一元论的方向是一致的。张羿先生承认要从现代性二元论，转向后现代一元论，但却不认同东方一元论，这是他深层思想的一个特点。原因在于，张先生不接受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因此，他认为那个曾构成现代性对立面的前现代性，不会转而在后现代中具有对前面现代性的再一次否定，因此也无法获得人们有选择的肯定。这是他否定中国传统的深层根源。但是显然，后工业与后现代不是一回事，后工业可以不经过西方文化的自我否定，直接从工业社会向后延伸；而后现代则是对工业化的彻底扬弃，是全球化东西方融合的现代化。
张羿先生把儒家归结为权威主义，认为“儒家文化的基础是权威主义”，因此把中国管理传统一棍子打死。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极为肤浅的。后现代学者研究的孔子对于生活世界的实学理解与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理解是相通的，它与权威主义并不相关。张羿先生主张的后现代“最高境界”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等的爱”，与墨家主张的“爱无等差”的兼爱，有什么区别？与权威主义不沾边的东方管理传统有许多，张羿先生在尚未全面把握东方精神实质以及尚未与后现代性进行沟通比较的情况下，就将后现代与中国传统对立起来，这个立论恐怕还缺乏严密性。
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
在后现代根本问题上的认识缺陷，与张羿先生对中国传统的偏见结合起来，就导致了他将东方性与现代性完全对立的立场，从而造成他主张将后现代引向全面西化的误导。
一般来说，理论上接受后现代的人，对东方性容易产生亲近感，如胡塞尔、海德格尔、普利高津等；理论上越接受现代性的人，对东方性越容易产生反感。张羿先生却相反，主张后现代，却排斥中国传统。我对中国传统管理理念的态度是，否定不符合现代性的一半（否定自然性、非社会性），肯定符合后现代性的一半（天人合一，人人同一）。张羿先生把我肯定一半的态度，误解为“钻进传统文化的故纸堆”，误解为了全盘肯定。这或许跟张羿先生对中国传统的态度是全盘否定有关系。不过，不说别的，就从后现代的文化多元性、差异性的立场来看，这一态度是不符合后现代标准的。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张羿先生的潜意识中，残存的现代性意识在作祟。事实上，我并不反对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就是以现代性的工业化为主题的社会变迁中，要以现代性意识驱除前现代意识为主，后现代化或者说信息化，只是起带动作用的因素；但我觉得，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也就是继承农业社会留下来的那些与学习型社会、循环经济、以人为本可以兼容的东西，否则中国就会给这个世界帮忙过头反而添乱。
我特别注意到，在张羿先生的《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中，主要参考文献的100%属于西方体系思想（其中80%汉译；20%是转述），几乎没有与东方传统有关的书。有趣的是，他的另一本书《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主要参考文献中的100%属于东方体系思想，完全没有与西方传统有关的书。我认为，后现代不能这样研究，即使不能各取所需，也不能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这样的知识结构，无法真正地将东西方结合，因此难免会偏向一边，我们还是要兼收并蓄才能获得全面的认识。总的来看，提后现代还是后工业，步子快点还是慢点，方向都是正确的，问题不大；但提“抵制‘中国式管理’”的口号，我认为似乎有欠考虑。
我承认张羿先生向我提出的一个毛病，那是上回我在网上聊天时说的“下一代管理，是后现代管理与东方管理的统一”，这里我做一个更正，应为“西方后现代管理与东方管理的统一”。不过张先生所批评的这个观点——“从独一无二的成功中，总结出独一无二的商业精神，可以反过来推动国际管理思想的进步，而才是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做的工作”，我仍然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