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世界经济、文化发展到今天，知识的竞争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此，本人大喜之余，总有某种潜忧时不时地袭扰着我的下意识。而博友曹政钧先生在我博的一则留言中再次强调智慧的无比重要性。又使我对其品味再三，总觉得若有所失，若有所偏。在我看来，知识、智慧的确是重要的。然而，如若离开人本、离开人性，单单讲什么知识竞争，最终势必陷入弱肉强食而不能自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而言之，道德伦理与知识智慧之间的序位是不可以颠倒的。将知识、智慧放在第一位的竞争，最终必将使得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得不到最起码的照顾，“多行不义”的宿命终将敲响人类社会的丧钟。
在这里，我想转述一下作为投资大师（也是人类慈善大师）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的“社会证明”之说是有意义的。他讲了基蒂·珍诺维丝小姐的例子。1964年，她被歹徒当街刺杀身亡。当时有50或者60、70个人在场，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亲眼看到她被歹徒追逐长达半小时的过程，但是没有一位目击者出手相助，甚至也没有人打电话报警。一种解释是，每个人都看到其他人毫无行动，所以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的社会证明：什么都不做才是正确的做法。依我的判断，用这个理由解释珍诺维丝的例子还不够，它仅是部分原因。微观经济思想和收益/损失比也在其中扮演了角色。我反复想过，在现实中，心理观念和经济观念互相影响。对这两者都不了解的人简直就是个该死的笨蛋。这就是说，当人们被推向纯粹智慧（知识）至高至纯境界之际，在遇到风险时，人们很可能在“社会证明”指导下成为“范跑跑”。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亚当·斯密之“利己”的“经济人”。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地球人都知晓的经济“圣经”，那里的确在谈的似乎是完全的经济人。可是事实上，早在其《国富论》之前，斯密先生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便已问世，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看来，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正是、也只能是（斯密心目中）高举良心火把的“内心的人”躯体上的“手”。
君不见，于近日落幕的大型电视选秀节目“‘龙’的传人”，其来自全国全球各地的华人青年们在选拔角逐中的超绝武功和精彩表演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然而，更加让人赞佩不已的，则尤其是这一活动的奖项设计在承认武功、表演的同时，特设了直接曝光其人文品格、时代价值坐标的五个奖项：最具爱心奖、最佳奉献奖、最佳风度奖、最佳进步奖和最具关注奖。这五个奖项设计之好，就好在它极大地强调了至上道德的光辉！
颁奖中，首先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的邓长城得了最具爱心奖。虽说邓长城在武功技艺上也许稍逊于人，可人们无不为老大哥诸多热诚动人事迹一再感动；而得最佳奉献奖的解天和谭钦文其事迹同样动人的是，他们在比赛过程中骨折，但还是坚强地爬起来，胜利地完成了所有的动作，最佳贡献奖得的是那样有理有据。
最后一个值得说一说的，是最具关注奖得主——来自山东的帅哥王海祥，特别精干，武艺也不差，却从来不事声张，处处以关心朋友至上。
在受社会商业欺诈暴发率甚至达90%的今天，无论如何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是，智慧的较量一定要听从伦理的“较量”，而且，永远是伦理的“较量”在第一位。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那才是高尚的，才是有希望、有前途的。否则，仅仅讲智胜、获利，那就必定会走到斜路上去。
所以，我想还是坚持原来观点：孙悟空头上的那个紧箍咒，是不能拿掉的。而这个不应拿掉的紧箍咒，首要的是一个伦理道德紧箍咒，而绝不仅仅是用以约束孙悟空激情勃发的头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