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但影响最大的还是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其核心就的是如下几个基本概念：道、德、仁、义、礼、智、信、法。这里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看这几个基本概念表达的是什么样的管理思想。
道
“道”，本义为道路，引申为规律，而且是最本质的规律，所以就是“本性”。老祖宗认为本性包括自然的本性（天之道）和人的本性（人之道），“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也就是说，自然界的本性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物极必反，事物长到一定程度就会衰老，强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自动收敛。但是“人之道”就不是这样的，人的本性是贪得无厌、得寸进尺，用西方话语来说就是马太效应，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赢家通吃。
老祖宗早已经意识到任由人的本性无限制地发展不仅会给他人带来灾难，最终也会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一直在考虑通过什么办法来限制人性的膨胀。德、法、仁、义、礼、智、信都是在上述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构建的管理理论体系。
“德”治
“德”是按照自然界的本性提出的对人性的要求，“上德不得，是以有德”，也就是以“不贪”为最高的德性标准。老子的《道德经》通篇都是教导“为上者”（管理者）要以自律、无为来约束自己，让被管理者成为自己生活和生产的主体的思想。如“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功成遂事，而百姓皆谓我自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等观点，都是提醒管理者不要去干涉和控制被管理者，只有让民众成为自己的主体，才能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
由于“德治”对管理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那些专制统治者自然不愿接受，于是一些以“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为最高追求的知识分子设计了各种各样不约束“为上者”，而只约束“为下者”的管理制度，结果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也就导致了“世风日下”。下面我们根据老子提供的这个思路来看看当时以及后来的专制统治者及其智囊们是怎样挖空心思来对付被管理者的。
“仁”治
“仁”，本义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儒家将“仁”的观念用到了政治上面，将君臣关系比喻成父子关系，并且提出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价值观念。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个父母愿意要儿子去死的，哪有什么“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道理？可是儒家就是凭借着这样的强盗逻辑赋予了统治者“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生杀大权，哪还有什么“仁”可言？
“义”治
“义”的本质是“利”，是交易，是两个平等的主体之间互换东西。“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说只有小人才谈利益交换，君子之间是不谈钱的，只谈兄弟感情。就象“仁”把君民间隶属关系伪装成父子关系一样，“义”也把君臣间的利益关系伪装成兄弟手足关系，将本质上的金钱关系蒙上了一层亲情。孟尝君的食客三千，实际上都是有利用价值的，不仅仅要充当鸡鸣狗盗之徒，关键时候还必须“舍身取义”的。儒家将那些勇于替主子卖命的人称为“义士”，潜台词就是：人家不仅平时好吃好喝招待你，还放下千金之躯的架子和你称兄道弟，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关键时候要为人家卖命。这就是儒家鼓吹“义”的本质所在。
“礼”治
“礼”，本义是先民跪拜祭祀的仪式，儒家把本来用于祭天祀神的礼制用到人间政治上，就是使用权力，把君民之间的关系等级化，并把这种等级制度仪式化，以此来作为统治的基础。一部《礼记》，将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衣食住行，言行举止，通通作了严格的规定，不得越雷池一步，这已经不只是“计划经济”那么简单了，而是“计划政治”、“计划文化”，会导致什么后果不言而喻，所以老子说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也就是说连前面的“仁义”伪装都不要了，已经没有了任何忠信可言，因此必然是引发动乱的祸端。
“法”治
“法”，本来只是规定人们不能做什么的，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主要是设置一些不能违犯的基本原则，不象“礼治”那样将只能做什么都规定得死死的，但是儒家又制定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的补充条款，根本没有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显示的只是十足的讨好主子的嘴脸。
智、信
既然没有平等公正可言，那么就只有比智力（博傻）了，聪明者获得更多资源，不那么聪明的就只有自认倒霉了。可是正常人谁又比谁傻多少呢？被骗也只是五分钟的事，五分钟后谁都能想明白。等到谁都骗不了谁的时候，就知道信用的重要了，当大家都在呼吁建立信用体系的时候，可知社会的信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
从上面的简单分析来看，除了老子的《道德经》外，我们是无法从儒家的理论中找到符合现代社会的“人性假设”的，儒家理论的前提是“媚上”的，用于建立人际关系，维护家庭伦理道德很有价值，但用于管理则难免体现出“愚民”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