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无疑是对世界文化影响最大的中国传统经典著作,不仅中国诸子百家各个流派几乎都能从《老子》那里找到源头,而且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除《圣经》外就是《老子》,从1816年至今,各种外文版《道德经》已有二百五十多种,如今几乎每年都有一到两种新的译本问世。
《老子》作为一本站在民本立场上专门对侯王说的政治哲学书(沈善增《还吾老子》,2004),可以说是一本最早的且将被管理者看作“主体人”的管理哲学著作。《老子》是写给管理者看的,是指导国家管理者如何治理天下,保持政权可持续发展的“帝王之学”,但是他的政治理念又是以民为本的,通篇充满了要求管理者自律、无为,而让被管理者成为自己生活和生产的主体的思想。如“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功成遂事,而百姓皆谓我自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等观点,都是提醒管理者不要去干涉和控制被管理者,只有让民众成为自己的主体,才能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
但是,后来由于专制统治者和一些以“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为最高追求的知识分子,联手对《老子》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歪曲和异化,使这种“主体人”假设的管理思想未能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原则,而以“天理”宰制“人心”的“天人合一”观念成了根深蒂固的主流思想。鸦片战争后,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维新人士和革命家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与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缺陷的内在联系,在积极主张从器物和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在哲学上则开始强调主体能动性,批判“天人合一”的主流传统。自此,近代西方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思想开始渗透到中国哲学中,与中国哲学中的“天人相分”观念以及自明清以来对“天命观”的反叛潮流相汇合,为“五四”运动推出科学与民主两大观念提供了思想准备。(王义军《从主体性原则到实践哲学》,2002)
“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和主体性精神是互为表里的,所谓“民主”就是发扬人的主体性,反对封建统治,而“科学”则是发扬人的主体性,改造自然。“民主与科学”尽管不能穷尽主体性精神的全部内涵,但却抓住了现代化的实质所在,前现代化的传统社会的根本特点是人对自然的消极的依赖性,人被自然力量所支配。而现代化社会的根本特点则在于人对自然的能动性,人借助于科学技术,积极地改造自然,极大地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同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发生改变,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人必须是自主独立的,必须是权利与义务对等的,人与人之间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能对自己负责的独立主体。